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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静听潮声》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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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9 22:00: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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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中山】慧眼识珠必有因                                            
文/韩步华

说起孙中山和芜湖的关系,芜湖人都会油然想到1912年10月30日。这天上午他在旧称大舞台的地方做过演说,只有短短几句话,却把他当时的心情表达得淋漓酣畅。关于这次演说,曾有人采取写实手法再现了当时的情景,虽说读来甚是亲切,但也略感少了点什么,就是孙中山来芜除了是受邀和顺道考察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多数芜湖人写孙中山和这个城的关系,都喜欢从伟人对这个城的垂青角度去着墨,这固然无可厚非,却也存在与事实相违的可能性。
1912年之于孙中山,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元旦这天,他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又到临时参议院行解职礼,5月17日接任全国铁路督办,且始之考察。我粗略算过,这年他先后到过20多个城市,如上海、太原、武昌、广州和北京等,演说也达50多次。来芜湖前,他曾两度登临九江,也进行了演说,却不知什么原因这次演说全文在《孙中山全集》中找不到,《孙中山集外集》中也没有。对比九江的“遗憾”,芜湖就不同了,演说全文收录在《孙中山全集》中。而在芜湖的演说,是在孙中山“偶受风寒”的情况下进行的,更能说明这个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并由此和他多年后所著《建国方略》中对芜湖未来发展的设想形成呼应。
这次来芜,是应驻守芜湖国民革命军第15师师长孙品骖之邀,并由他负责迎送。此行虽说名曰视察或考察,我却更愿理解为是孙中山对这个城的专程“体验”或“感受”,即便无人邀请,亦不存为修建铁路之考察,他也会不请自到。如果说中国于孙中山是一个巨大的棋盘,那么,芜湖在他心里就是一枚不可或缺的棋子,在皖江区域占据了重要位置。这天上午(农历9月23日,正值深秋,天高气爽),他由江西九江乘联琼号军舰驶入中江时,江面顿显开阔起来,长江流向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蓦然掉头北去,甩出一片冲积平原,芜湖。
秋阳之下,江涛汹涌北去,矗立于江东之上的是无声对视的风格迥然的两座建筑——海关大楼和中江塔——两种文化由此形象地融于一城,对来客摆出“夹道欢迎”的姿态。哪怕放弃这种类文学的解读,芜湖也是极具魅力的滨江城市。最近,一个偶然机会让我接触了东南大学应邀前来我市进行城市设计的专业团队。这次设计的带头人之一这样说,他去过中国所有沿江城市,真正依江而兴的却只有芜湖。也就是说,长期以来芜湖一直依江呈带状发展,之于长江有一种形象上的固化,轮廓清晰且庞然,江城一体。结合《建国方略》中对芜湖未来的规划,可知孙中山对这个城的理解之深刻、之久远,而达到这个程度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由表及里的过程的,这个过程能让孙中山对这个城由陌生而熟悉,进而由于其区位的突出而加以重视。至少,“长江巨埠,皖之中坚”这一结论,来自于他心理的高度认可。
我在反复品读《建国方略》中关于芜湖的规划时,眼前总也挥之不去孙中山登临这个城市的情景。这位风度翩翩的前民国临时大总统,在联琼号快要接近芜湖时便凭栏而立,目光里流露出对这个小城的神往,他的脑际所悬挂的那幅浩大的中国版图,这一时刻却完全凸显出这片江南富庶之地。在乘坐汽艇上岸后,触地的刹那,他的心头竟掠过一阵似曾相识、梦中有遇的感慨。我浏览过他在各地的一些演讲原文,也了解一些他在任时的一些逸闻趣事,自觉这样的描写不会过分。他贵为革命先驱,但骨子里却蓄积了平民的情感,在这样一个城市面前,他不会居高临下,目中无小。
从视察芜湖的记录分析,孙中山逗留的时间不长,当天下午即去东西梁山视察炮台,芜湖之所以在《建国方略》中得到浓墨重彩渲染,关键在于这个城的地理优越,视野开阔,具有战略发展潜质,是华东之核、皖南之门,这种对江城的认知和首肯,不是一次考察就能够定格的,而是日积月累的显现。
孙中山生前去过很多地方,中国拥有“中山路”的城市就有近200个,他在很多城市都演说过,芜湖只是其一。不过,无论从什么角度理解,被这位生命时长甚为短暂的“国父”光顾过的本身就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资产,值得世代芜湖人的珍视。他的关于芜湖的规划,对于今天的城市建设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来,芜湖在每一个时期的蜕变,也都在验证孙中山的预言。芜湖人大可以此为荣,增强城市自信。
当然,客观地说,作为具有时代标志性的历史人物,孙中山曾在芜湖大马路的演说和在《建国方略》中对这个城市的设计,并不是推动这个城市前行的主要动能,甚至所起实际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芜湖显著的区位优势、厚重的人文积淀和内蓄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决定了这个城在20和21两个人类世纪中的快速发展,一跃成为安徽省的经济和政治的次中心。作为今人,我们在研究孙中山的芜湖之行和他的《建国方略》时,不必过分夸大他所产生的影响,在我所经历过的编制城市建设规划和进行城市总体设计过程中,都不曾以《建国方略》作为指南,历史的局限决定了我们最好对它隔岸观望,偶有借鉴,绝不照搬执行。
如今,距孙中山视察芜湖已有百年多,他长眠于中山陵也近百年,他站立过的地方已是我们每天的必行之路。这里曾经聚集了上万市民聆听革命先驱演说的地方,如今已经成为这个城的核心繁华区,他的铜像宛如鲜活的血肉之躯矗立在那里,沐浴着水色湖光,感受着这个城的生动、活力和热度。他见证过中国的近代史,以他对民主政治的不懈追求、对封建专制的殊死搏斗、对国民大众的体察入微、对振兴实业的孜孜以求,而赢得了国民的尊崇。我这一生多次去过中山陵,不论寒冬还是盛夏,那里都是人山人海,由此可知这位革命先驱在民众中的持续影响。在这里,在芜湖的中山路步行商业街,他将继续见证这个城的将来,那必是锦绣般的华美和宝石般的璀璨,必是物宝天华的共舞和人杰地灵的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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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3-9 22:33:18 | 显示全部楼层
2、【陈独秀】一肩行李冲天志
文/徐春芳
记得以前在师大读书时,经常经过音乐系后山上一座破旧的小院落。大家都传说那座院落是陈独秀在芜湖办报时住过的。站在院落紧闭的铁门前,怀想一代奇人陈独秀匆匆而过的身影,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报业的发展依赖人才的兴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独秀在芜湖办报写稿,传播新文化、新观念、新思潮,使当时的安徽,成为报业重镇、文化重镇,点亮了古老中国新文化的火光。
陈独秀是安庆怀宁人,他“本有冲天志”,所以有“推倒一时豪杰”的豪情。但他毕竟是个桀骜不驯的人,不适合搞政治,所以他在诗句里也曾经感慨过“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和斠玄兄赠诗原韵》)这也注定了他后来坎坷人生的悲剧。
陈独秀办报是为了梦想革新大业,传播新文化思想。他在芜湖的呕心沥血,成为芜湖这座城市的一段精彩传奇。1904年(清德宗光绪三十年)3月31日,陈独秀在当时安徽的省会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由于芜湖工商业发达,利于宣传工作。同年夏天,陈就来到芜湖主持《安徽俗话报》的编辑工作,由芜湖科学图书社印刷发行。
当时办报非常清苦,据高语罕在《入蜀前后》一文中回忆,“三十年前,独秀先生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大江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以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准备。先生的一位老朋友汪梦(孟)邹先生在芜湖开设《科学书局》(芜湖科学图书社),暗与革命党人交通。一天,先生一手提行李,一手拿着雨伞到了那里。汪先生说:‘我这里每天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先生很平淡地回答道:‘就吃两顿稀粥好了’。于是就住下了。天天在书店楼上编辑《安徽白(俗)话报》,宣传革命”。
陈独秀办报,约的是几位顶相好的朋友,如桐城学堂的房秩五、吴守一;承印《安徽俗话报》的是上海大陆印书局的章士钊。在芜期间,他还和旧交情僧苏曼殊往来唱和,度过了一段诗酒流连的好时光。有意思的是,他们当时志同道合,写的诗风格相似,别人也分不清了。如多年后,诗人柳亚子在编《苏曼殊全集》时,误将陈独秀与苏曼殊十首《本事诗》的唱和诗中的两首收了进去,如“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慵妆高阁鸣筝坐,羞为他人工笑颦”,其实是陈独秀诗句。苏曼殊离开芜湖东归上海时,还专门写了一首诗《东行别仲兄》,因为陈独秀字“仲甫”, 苏曼殊称他为仲兄。“江城如画一倾杯,乍合仍离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云谁与望楼台”。两个文化大师在芜湖惺惺相惜的文字缘如此深厚,让人读之荡气回肠。
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满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他利用报纸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传播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火光,鼓舞了当时的爱国青年和革命志士,像洪水一样冲激着腐朽封建社会的思想堤坝。他以“三爱“的笔名发表了几十篇文章,提倡民权,反对专制。如他在《说国家》一文里写道,“凡是一国,总要有自己做主的权柄,这就叫做‘主权’。这主权原来是全体国民所共有,但是行使这种主权的,乃归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一国之中,只有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有什么能加乎其上了。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他还在报纸上写词《醉东江•愤时俗也》讽刺当时的官吏,”拍马屁,手段高;办公事,天良尽。怕不怕他们洋人逞洋势,恨只恨我们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这些思想,在民主大昌的今天,也是闪耀着光芒,具有警示意义的。
《安徽俗话报》为半月刊,32开本,40页,语言通俗,图文并茂,设计新颖,装帧考究。该报每月初一、十五出报,零卖每本大洋五十文。由于里面不少文章具有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一出版就收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全省各府县都有代销处,徽州(黄山)、庐州(合肥)、颍州(阜阳)各处购者甚多。甚至有一些开明官吏,劝人阅读《安徽俗话报》。如绩溪县发布通知,县捐廉购买,随官报发行。该报还影响全国,北京、上海、苏州、南京等地均有代卖处。据该报第12期所载的《本社广告》所称,“本报发行以来……销路之广,为海内各白话(报)冠”。
后来,陈独秀去了古都北京,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掀开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新篇章。当然,他的办刊思想在芜湖期间已基本形成,今后的办报之路一脉相承,发扬光大。
时光匆匆,一百年也只能算是瞬间了。那个小院子里原来长着一棵皂荚树,师大家属的小孩子们依稀记得,家里肥皂要计划,大人们就从那树下捡一些回来,煮水后洗衣服,衣服洗得非常清亮,但很难清洗,中间夹杂着许多碎屑,后来也就不喜欢用它了。但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那个最纯天然的好。
那个小院子现在已经是受保护的了。据说已经破败不堪,算是遗址吧。而我们走出去很久了,一直没有回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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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稼祥】狮子山上书声琅
文/柳拂桥
“云开看树色,江静听潮声”,1876年,因为《中英烟台条约》,安徽的滨江小城芜湖开埠了。于是,西风东渐,这个两江交汇,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水码头,从此不再如往日般宁静了。
在这座城市的狮子山上,在那绿树环抱、鸟语花香的浓荫里,有几处红砖青瓦的高大建筑,便是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所谓的圣雅各中学了。
这所学校是中华圣公会利用清政府庚子赔款所办的学校,也是圣雅各教堂附设的教会学校。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中华圣公会在芜湖洋街(华盛街)创办学校,初名广益学堂。1910年,美籍瑞典人卢义德在狮子山上建起了圣雅各中学高中部,同年5月竣工,9月开始招生。
1924年,春天如约而至,狮子山上山花似火,绿树吐翠,圣亚各中学迎来了一个从南陵过来的小伙子。他的姓名叫王嘉祥(后更名为王稼祥),那一年他18岁,是泾县西北边陲山乡的厚岸人。此前,他先后就读过家乡的柳溪小学和南陵的乐育学校。
上世纪初,芜湖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恽代英、高语罕、张秋人和沈泽民等,都曾在此传播过共产主义理论。1922年秋,卢春山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社会主义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芜湖成为了莘莘学子的向往之地。而王稼祥便是其中之一。
在中央党史出版社《王稼祥》(1996年7月北京第一版)画册中,收录有一张王稼祥的旧照。文字说明有:“1924年在芜湖圣雅各中学的王稼祥”字样。背景是圣雅各中学的老房子,看上去是个钟楼,据说是他当年的教室。那是将近100年的时光距离,原本明晰的也渐渐模糊了。老房子也因此成为了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据芜湖市文物办《鸠兹古韵》记载:博仁堂“地处狮子山山顶南部,坐北朝南,以钟楼为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平面形似一杆天平。占地面积544平方米,建筑面积1807.56平方米,主体为三层砖木结构,红砖净缝砌筑墙体……”想来,那照片里的背景是其中之一吧。
照片上的王稼祥秀气爽朗,身材颀长,剃着过去那种乡村常见的狗娃式发型,着一袭长衫,已经不能分辨颜色,左手插于衣袋,右手则直垂着。手心向里,微微握着拳头。而那神情是轻松里透着喜悦,有阳光从枝叶间斜照,他的脸上闪烁着光辉。那是年青的光辉,对未来满含着憧憬的光辉。
在狮子山上,王稼祥课余时间常常登高眺远,蜿蜒曲折的青弋江从他的家乡带来清新的充满乡野气息的风,他于是时不时地有了轻愁。他不间断地给厚岸亲友写信而以给堂弟王柳华的为多。“时光像流水似的,一波一波的流向无有的大海中去了”,“那高高的西式楼房,还是巍巍地屹立着,在狮子山巅。我想我们到学校来,也无非想得点知识,求点真理。”他那个年代,中长街20号科学图书社是市里唯一经销进步书刊的书店,曾经被誉为“新文化的媒婆”。王稼祥得闲便去购买《新青年》、《向导》和《中国青年》等书刊,眼界逐渐开阔。
东方风来满眼春,在圣雅各读书期间,王稼祥参加过进步社团“协社”,在《狮声》创刊号上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和《食与爱的本能与现代经济制度》两篇文章,署名分别是“王嘉祥”原名和“王驾祥”,这在王稼祥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极为少见。
《三民主义与中国》是王稼祥1925年3月22日在圣雅各中学悼念孙中山逝世大会上的演讲词。而在《食与爱的本能与现代经济制度》一文中,王稼祥已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分析中国社会,如针对当时某些思想家以时风日下、人心随恶为理由,提倡改造人心,以道德唤醒灵魂的学说,他认为是无稽之谈。在文章中,王稼祥还比较系统地运用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来阐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从上述文章可以看出,王稼祥当时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坚定的信仰,这些文章为研究王稼祥的早期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狮子山上书声琅琅,也曾风云激荡,正像年少的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样,圣雅各中学也迎来送往了几多满怀救国救民豪情壮志的志士仁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著名作家阿英在这里结下了终生的友谊。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的宫乔岩,民国8 年(1919 )后在此任教。是时,李克农、阿英在校就读,宫乔岩与他俩结识,建立深厚情谊,因排行老二并娶阿英二姐钱德海为妻,被尊为“二哥”。吴组缃的老乡、泾县茂林人吴葆萼民国3年(1914)在芜湖县立五中读书。北伐战争开始后,他在中共芜湖市委工作。民国16年(1927)“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从事教育工作。而其中之尤者,当属领导进步学生运动,特别是1925年爆发的芜湖反帝反奴化教育学潮的王稼祥。1925年3月,中山先生去世的消息传至芜湖,圣雅各中学于4月、5月两次举行追悼大会。王稼祥是这次活动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风景依旧的狮子山见证了这个年青人和他的同学们当年是如何的意气风发,而又愤懑过、斗争过,遭遇曲折并最终胜利的全过程。这一切,人们耳熟能详,已经悉数融入了城市的历史。
1925年秋,取得反帝反奴化教育学生运动胜利归来的王稼祥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要离开芜湖了。他回到南陵县弋江镇,那是他父亲王承祖经商的所在。父亲的好友、油坊老板董恕斋给了王稼祥100大洋。王稼祥于是离别了芜湖,去了当时大革命的中心——上海。据董恕斋的后人、我的大舅嫂董园园兄妹介绍,建国后,王稼祥给他们家汇来了当年的借款,还亲笔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书信。文革的时候,因为担心遭到牵连,那封珍贵的书信被付之一炬了。
西临长江,东望赭山,巍巍狮子山阅尽了世间的云卷云舒、潮涨潮落。时光流转,1986年8月15日,王稼祥诞辰80周年之际,芜湖人民在他当年读书求学闹学潮的校园内,风光秀美的狮子山上建成了王稼祥纪念园。2005年3月,王稼祥纪念园被列为全国首批100个红色经典景区之一。2007年,为纪念王稼祥诞辰100周年,我撰稿的文献纪录片《王稼祥》,8月15日起先后在安徽卫视、央视7套、10套播出,并获得中央“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史研究优秀成果”影视类二等奖,填补了安徽在该奖项的空白。今年,一部90分钟的纪录片《重走稼祥路》也已开拍,我作为该片的策划、编导,一直在紧张创作中。
狮子山风景不殊,对于少年王稼祥来说,也许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可是意义非凡。毕竟,他从这儿革命了,开始了他自己所谓的改革中国政治的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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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弼时】惊魂悲恨失爱女
文/渔橹

提及芜湖与任弼时的联系,不可回避的就是任老第一个女儿苏明的不幸夭折。
往事依稀。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在会上时年24岁的任弼时被选入政治局,成为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1928年,任弼时夫妇有了第一个女儿,取名“苏明”。初为人父的任弼时特别高兴,只要有空,就要抱她、亲她、逗她。然而由于任弼时的不幸被捕,却使他们痛失了第一个心爱的孩子!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弼时被选为中央委员。 1928年9月19日至28日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安徽巡视工作,解决中共芜湖市委反对安徽临委的风潮问题。
1928年9月下旬, 任弼时到达芜湖后,在省临委机关召开党的骨干分子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大”会议精神,批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认真听取省临委的工作汇报后,妥善地处理好了省临委内部纠纷。
适逢辛亥革命纪念日来临,当时全国革命正处于低潮,反动势力十分猖獗,芜湖的环境同全国一样也是非常恶劣。为了揭穿国民党反革命的真面目,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唤起人民的觉醒,重新组织强大的革命力量,任弼时指示党组织利用敌人进行纪念活动时,在会场上,在游行队伍中散发张贴了大量传单、口号和标语,弄得敌人狼狈不堪。恰在这时,党组织内部又出现了叛徒,敌人便出动军警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企图破坏我党组织。面对这种情况,省委各机关不得不纷纷转移。
鱼米之乡南陵因紧邻芜湖, 1927年冬,在南陵、芜湖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曾举行了一次农民武装起义——白沙圩农民暴动。1928年春,南陵党团县委正式成立。这一年是大灾后的第一年,群众生活虽较艰苦,但党团组织有一定的基础,易于发动和掩护。任弼时便建议省党团委临时转移到南陵,并要求亲赴南陵视察,俾能作出具体部署。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任弼时临行前剃掉了一直蓄着的八字胡,与团省特委书记林植夫做商人打扮前往南陵,王德芳陪行。任弼时身穿咖啡色夹袍,头戴礼帽,随身只带一只手提小皮箱。林植夫化名徐厚昌。三人雇毛驴走到芜湖县石硊镇搭乘夜行船,于次日(即14日)清晨到南陵的滨土墈,步行抵达南陵县城。
任弼时到达南陵后,为了更多地了解南陵党团活动情况,决定亲自参加15日在香由寺举行的南陵县党团骨干会议。大约下午3点钟时,王德芳领着任弼时和林植夫来到了香由寺附近。正准备开会的时候,忽然发现国民党特务贼头贼脑地向香由寺方向走来,一直尾随他们到香由寺,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发现情况不对,立即分散。但为时已晚,他们已经被伪自卫队包围了。王德芳因与该队长刘定奎是亲戚,得以脱险。任弼时、林植夫、王德辉和刘显宗四人被捕。     
审讯任弼时。任弼时镇定自若,沉着应对敌人。他辩称自己是湖南人,叫胡少甫,到南陵是做生意的。听说香由寺有座小乔墓,便由人指点来游玩。敌人对他施以种种酷刑,但始终没能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口供。
第二天任弼时等人被作为嫌犯押送往安庆警备司令部。从南陵到安庆要走水路。为防止他们逃跑,便将他们放在船头,那些乘客听说船上押了“赤脑党”,都过来看热闹。 押在船头的任弼时无意抬头一看,瞧见一张熟面孔,再定睛一看,认出原来是他的同乡小商贩彭佑亭,此人常在江浙皖一带贩运丝绸。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押送的士兵对围观的众旅客连忙吆喝:“走开!走开!几个红脑壳,有什么好看的!” 任弼时这时灵机一动,故意大声叫嚷起来:“老总,莫乱讲,我不姓洪,我姓胡,叫胡少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谁不知我胡少甫是长沙陈岳云的徒弟,我是来买货的,不信你们去问我媳妇,她叫陈琮英,在上海霞飞路276号,她在工厂做工。”
他巧妙地说出自己妻子陈琮英在上海的地址,暗示彭佑亭将这些情况设法转告陈琮英。彭佑亭立即心领神会,船到了安庆码头后,他急忙奔向火车站赶赴上海。在霞飞路276号找到陈琮英,把任弼时被捕在船上偶遇的情况告诉了她,陈琮英一听丈夫被捕慌忙抱起女儿苏明,找到上海党组织所在地,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党组织决定由陈琮英出面营救。陈琮英于是就带着女儿准备去长沙。当她到上海火车站时,去长沙的火车却已刚开走。陈琮英心急如焚,为了抢时间,情急中不顾一切地抱着襁褓中的女儿,爬上一辆拉煤的大货车。母子俩冒着长夜寒风,匆匆赶到长沙,找到了在长沙开纸铺的五哥陈岳云。同时党组织又在长沙请了进步律师何律师从长沙赶到安庆,通过他出面买通警备司令部的人,将任弼时的案件从安庆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徽省高等法院。等安徽省高等法院派人到长沙,会同长沙公署核对口供时,陈岳云便以纸店老板身份对胡少甫口供作了一一确认,敌人挑不出丝毫毛病。最终,省法院以“证据不足,无法立案”为由,经由纬纶纸庄担保,把任弼时放了。
当任弼时拖着虚弱的身子回到上海的家中,陈琮英一下扑到他的身上痛哭起来。任弼时四下看看,却没有发现他们女儿苏明的小身影。不禁愕然地问道:“我那爱女苏明呢?” 这下陈琮英哭得更厉害了。任弼时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妻子的悲伤和哀痛,他紧紧地把妻子抱在怀中。等陈琮英从哭泣的宣泄中缓和下来,她哽咽着告诉他,女儿小苏明在去长沙时,因坐运煤车一路颠簸和冷风侵逼,幼小的身躯受风寒得了重病,几天前已死去了。任弼时怀着深刻的愧疚之心,强忍悲痛安慰妻子:“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为了革命,为了营救我的性命,我们的孩子却献出了她的小小生命。”
任弼时得救了,但是,他们珍爱的第一个孩子却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他们。芜湖,也从此在任弼时夫妇心中留下了一道永恒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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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小平】点铁成金需妙手
文/韩步华

以2015年为准,上溯84年,即1931年。有研究成果表明,这年5月,邓小平曾化名筱萍(小萍)来过芜湖。芜湖当时是中共安徽省委所在地,由于叛徒出卖,这里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为此,中央特派邓小平前来巡视,这期间由他指导成立了中共安徽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及时化解了危机。据当时亲历人之一、时任中共安徽临时工委书记的武英(武柏林)回忆,邓小平来芜后先在一家小旅馆稍事休息,随之就搬到他的家里住下,直至离开。他的家在潇江路94号。针对这个陌生地名,我几经周折都没能打听到现今所对应的路段,后请教市党史办丁瑜,他说为核实抗战时期芜湖死亡的人数,他查阅过民国时期的老市政地图,上面标有潇江路,具体方位就在现党校对面的江边,确凿无疑。
芜湖自古就是一个商业城市,当时米市虽说已经进入衰败期,但每年仍有两三百万石的吞吐量,雄风犹存。而以十里长街为代表的诸多商业街市,许多已延续数百年,尤其十里长街,对于外地人总有挥之不去的魅力。可惜的是我们现已无法知晓在芜湖时邓小平都去过哪些地方,芜湖给他留下了什么印象,他对这里近乎天然的商业气息有没有什么微妙感应。我是想以1931年为起点,在这位伟人身上找到某条线索,这条线索一直连接到1949年以后的1980年,在这条线索上我很想找到芜湖给予邓小平的印象。颇为遗憾的是,查遍目前能够找到的所有相关资料,都让我大失所望,万般无奈,我只能启动文人的杀手锏:联想。
在芜湖党史相关研究成果出来之前,我保留对邓小平“芜湖之行”进行合理推论的权利,我认为这个小城在他的记忆里一定留下了特殊划痕,以区别他对其他县市的感受。这也是记忆储存的一种方式,这道划痕可以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在遇到对应的外部信息时才能被激活,恢复警觉,发出行为指令。由于条件所限,邓小平在芜湖的具体时间和除工作以外的所有行踪,都可能是永久的谜团了。这是他第一次来芜湖,也极可能是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西南剿匪、文革动乱、改革开放初期,这几十年里邓小平只在一次报告中提到过芜湖。作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他在后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会上,对这场大战进行了总结汇报,后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一卷,题为“从渡江到占领上海”,里面写道:“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由此可知,芜湖地处要津,成为渡江战役主攻方向之一。
转瞬,49年过去,弹指一挥间。1931—1980,中国发生了大变化,邓小平发生了大变化,芜湖也发生了大变化,中国-芜湖-邓小平,近似命运共同体,有着荣辱与共的默契。新中国成立后,芜湖的经济建设并没有进入高歌猛进的状态,而是与共和国同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走了许多弯路。直至文革结束,邓小平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不断校正中国这艘航船的前行方向,芜湖才随后驶入正确航道。
1980年的中国,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特区建设已经起步,改革开放号角持续吹响,羁押中的“四人帮”开始接受审判。这一年的芜湖市,“革命委员会”更名为“人民政府”,国务院批准获港为对外贸易港,通往世界的大门由此打开。在这场有史以来最为宏大而深刻的变革之中,中国大地春潮涌动,芜湖古城老树新花,这个皖江区域最具代表性的古老商埠,也开始孕育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这个早年随父从怀远逃荒到芜湖落户的小贩子,以过人的吃苦耐劳和精明能干,从炒卖最不起眼的瓜子起步,渐渐发展建立了远近闻名的家庭作坊,开始尝试雇佣工人帮手。这个现象本不足奇,但在当时,竟致引起安徽为此特地写下“傻子问题”调查报告面呈邓小平。邓小平结合全国形势,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这也使得年广久这个不起眼的民间小商贩,一下成为时代兴奋点之一,点铁成金需妙手,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妙手点拨下,年广久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众所周知,此后邓小平又分别于1984年和1992年点过年广久的名,且从1980年那次起,经分析就不难发现,邓小平每次对这个小人物的关注,当时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都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当口,对年广久的态度也是对千百万在商海里挣扎的个体经营户的态度。这可是一个不容忽视也不能忽视的群体,它是民营经济的社会基础和人脉源泉,他们也是劳动大军中的一个方阵,财富的积累主要取决于他们的付出程度。正是在邓小平关怀下,年广久生存和拼搏的环境也不断改善,在渐次明朗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中闪烁出独特的光彩。
实话说,我从没喜欢过年广久,长期在商海里摸爬滚打,他的身上沉淀了太多散发着浓烈市井气息的商人陋习,不过客观论,这些缺点哪怕是缺陷都并没从根本上影响他的个人奋斗,并没有湮没他的吃苦耐劳、顺势而为的优秀品质,因此,称其为“中国第一商贩”是名至实归。
领写“邓小平与芜湖”一文后,我大量收集邓小平和这个城的资料,尤其1984年前的那次光顾。反复思索、斟酌之后,我固执地认为,在看似年广久个人幸运的背后,还显然隐含着那条源于1931年的记忆线索,上面缀有邓小平关于这个城的特殊划痕,它一旦被激活,就会形成一道记忆背景,遥远而真切,以致使得邓小平对于来自这个城的讯息尤其敏感,而他对傻子的经营方式的认可和支持,也是对这个城的认可和支持。
芜湖是幸运的,年广久也是幸运的。芜湖因孕育年广久这样的商业之子而幸运,年广久因芜湖的天时地利人和而幸运,这种幸运又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相连,是他让这个国家不再闭关锁国,面向世界。如今,邓小平早已长逝,但他身后的共和国、芜湖这个江南小城,却在快速崛起中。而傻子年广久,他的事业也一直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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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叶挺】涌珠泉边鱼水情
文/柳拂桥

南陵县三里镇吕山村边有一个涌珠泉,在曾经是新四军军部旧址的土塘村交界的山坡上。因其有一泓清澈的山泉淙淙汩汩不停地往上涌,犹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翻腾而得名。据《中江烽火》一书记载,新四军军长叶挺曾多次在此盘桓。
提起叶挺将军,人们的心情总是沉重的。因为无论如何地听凭时光消磨,人们还是难以忘记一个“北伐名将”叶挺,他带领的部队号称“铁军”;被周恩来称做“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也是如此近距离地在身边发生过。
往事如昨,很多的土塘人还依稀记得叶挺将军到来时的情景。新四军和当地村民们的鱼水之情一直被传为佳话。
是民国27年(1938)农历五月初三,土塘村一带突然有了大队人马开过来,于是家家恐慌,年青人纷纷离家躲避。老人、妇人们带着小孩被集中隐蔽在祠堂深处不敢露面。过了好一阵子,村子里却出奇地平静。胆大的后生们出去绕了一圈,只见那些当兵的正在村子里打扫庭院,收拾猪圈鸡笼;屋里没留看门的人家,门依然原封不动地虚掩着;当时腿上患了肿毒不便离家的村民陶方义正惊恐不定的时候,一个小战士走上前来,嘻嘻地亲切问他为什么不去医治,并立即送他到卫生队包扎上药。第二天,陶方义带了一只鸡要去感情,部队却说什么也不肯收,说我们是新四军,是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不会伤害乡亲们的……消息传开来,村民们放心了,于是纷纷返回了自己的村庄。一切又回复了往日的宁静。
过了几天,天气晴好,新四军举行酒宴,挨家挨户地邀请村民们去吃酒。宴席上,部队首长说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新四军的纪律,告诉村民们,新四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是鱼儿和水的关系,互相不离开。村民们终于兴奋异常,军民之间于是频频举杯开怀畅饮。战地文工团适时献上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他们搭土台,挂汽灯,唱歌,演话剧,表演的都是爱国爱家乡、如何抗日杀敌的内容。那个晚上,灯火通明,人声嘈杂,一直闹腾到下半夜。
事后,乡亲们终于知道了,原来是新四军军部从岩寺迁过来了。军长叶挺住在了村民徐恩禄的家里。他高大英俊,却又平易近人,常穿一套灰布军装,佩戴整齐;有时也穿西服,戴共和帽,持手杖,很有绅士风度的感觉。他话语不多,多是简短干脆有力的话语,常和江渭清一道走访村民,说说家常话。他还有一个照相机,拍过不少的照片。下午逢炎热天气,他就常常到涌珠泉去洗澡,泉水甘冽清澈,对于讲卫生、爱干净的叶挺来说,很中意。据说,他洗澡的时候,从来都不设岗布哨。
六月初六,因土塘大旱缺水,部队生活不便,加上离公路太近,隐蔽性不够等原因,军部要移驻云岭去了。当老百姓得知叶军长要离开时,就商谈着要组织欢送。这一天早晨,几百个村民敲着锣鼓,带着鞭炮,还抬了两乘轿子来军部给叶军长送行。不料副官告知,叶军长一大早就起身走了,还特意和马夫换了衣服,让马夫骑着马,自己执缰步行,估计已经到云岭了。村民们懊悔来迟了,执意要去云岭见一见叶军长。轿子便抬上两个伤病员,敲锣打鼓来到云岭。此时叶军长正在陈氏宗祠里开会,脱不开身,便嘱咐副官向乡亲们致谢,并热情接待土塘来的村民们。大家被挽留下来吃了一顿酒,还发给每人两角“小牛票”。人们至今还无限深情地说,叶挺军长跟我们老百姓真是心连心,一家人啊!
新四军军部在土塘驻扎短暂的35天,对于南陵的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宣传了抗日救国,还培育了许多地方上的骨干,夯实了民运工作的群众基础,更对推进我党在南陵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新四军军部到土塘、云岭后,在宣传发动民众抗日救亡的同时,民国28年,驻扎在南陵、繁昌一带的新四军三支队取得了繁昌反扫荡的胜利。同年在土塘附近发生的两次较大规模的对日作战,新四军奋勇杀敌,打退了日寇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取得了对敌作战的胜利。父子岭战斗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一举粉碎了敌人企图进攻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扫荡”皖南的阴谋,是新四军取得反“扫荡”的第一场胜利。捷报传来,皖南军民深受鼓舞。他们纷纷给抗日战士送来猪肉、鞋袜和毛巾等,《父子岭战斗之歌》就是热情歌颂这场战役的代表作。指挥父子岭战斗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傅秋涛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我们站在父子岭上,
满怀着胜利的喜悦;
尽情地放声高歌,
歌颂这胜利的战场;
这歌声随风飘扬,
传遍到四面八方。
当然,在如今的芜湖,叶挺还途径繁昌,去过无为,并且留下了宝贵的照片。那是1939年4月,军长叶挺、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等一行自繁昌油坊嘴北渡长江,在无为县城受到各抗日团体和群众的欢迎。叶挺一行住无城徐家花园,也就是国民党抗日名将徐庭瑶的老家(现县医院住院部大门西侧)。29日,全县各抗日团体下午二时在县体育场举行万人大会,叶军长做了关于与日军作持久战的长篇演说……
风景不殊,涌珠泉还在,并依然澄碧着。而人们对叶挺将军的怀念真的是永远的,从未搁下。那一块红色的土地上,一个亲民的将军以及留下的故事,植根于此,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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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谭震林】中流砥柱  屏障皖南                                         文/吴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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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袁昶】年年万泪咽中江
文/张双柱

公元1900年,历史注定不寻常的一年。继清王朝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宣战后不久,外国联军便攻入紫禁城,威逼清廷签下屈辱的《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即次年签定的《辛丑条约》。这一年,农历庚子年,史称“庚子国难”。
也就在这一年,七月,清廷处死了直谏反对用义和团排外的太常寺卿袁昶等五人,史称“庚子五大臣”。年底,清廷根据11国列强提出的《最后议定》第二款要求,为主和派代表人物袁昶等平反。
袁昶,字爽秋,1846年生于浙江桐庐,1892年底出任皖南兵备道道员,奉调回京后官至太常寺卿,授二品衔,可谓晚清重臣。袁昶还是近代知名学者,学术眼界十分宽广,诗文、书法、藏书、刊印诸业皆有突出成就,对西学也颇有研究,著述很多。尤为可贵的是,袁昶有思想,有抱负,且有个性,殿试考中做了近二十年的京官,特别是在总理衙门办理外交事务,深切感受中外差别巨大,所以,他一升任皖南兵备道主官,就大刀阔斧地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清代的道是介于省与府之间的行政机构,皖南兵备道分巡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和广德州,府衙设在芜湖,兼管芜关税,时皆尊称袁昶为芜关道道台。在袁昶宦海生涯中,有近六年时间是在芜湖任上,这恰恰是他实践自己经世致用之学的几年。大凡论及新官上任,总喜欢从“三把火”说开来。如今,我们摒弃一切成见,就不难发现,袁昶履任于芜的“三把火”及至其后熊熊火势,堪称芜湖官场的空前绝后。
袁昶自奉旨到赴任皖南兵备道历时四个月。尽管他在日记里写道:“初到芜湖,诸事未有条理。”可我总认为他早就把芜湖情况梳理的有条有理了,否则怎有他在年底一则日记里这样一段记载:“今年自四月二十三日到任起,常关裁革陋规、汰除浮费、比较委员功过、整饬胥役惰勤,有司僚友笔秃唇焦,辛苦一年。”为此,他“以培养人心风俗,整饬民事吏事为己任”,提出了一整套具体实施意见,如“以五事严约僚属”,具体到禁绝门礼、不受私请、不徇私情等。可见袁昶履新芜湖这第一把火烧得很猛。
与此同时,一向倡导富国强兵、富国必先兴学的袁昶,还以芜湖中江书院为基地,燃起新学熊熊之火。芜湖早就有中江书院,但过于狭小,且年久失修,袁昶到任当日见此情形便锐意振兴。经过多方筹措经费四千余两,增购基址,广拓斋舍,增设经义、治事两斋,新开实用诸学科。他还仿照江苏仪征阮焦山和浙江杭州灵隐寺藏书之例,创建一幢尊经阁,捐募官私各刻新旧有用书籍数万卷。一时间,书院面貌焕然一新,“文士荟萃兴中江”成为天下美谈。
袁昶系浙江人氏,又在户部工作多年,深知江南水乡最头痛的问题莫过于水患。所以,他一到芜湖任上,即捐银五千余两修筑江堤,并亲自察看工程。不到两年便修好了从大关亭到澛港十二里的江防大堤,还新筑江堤三百七十丈,同时拆修各处陡门,以备水潦启闭。从此芜湖内湖外江圩垸所围数万顷良田,蓄池有资,旱涝有备,水灾大为减少,粮食产量大为提高。此乃袁昶履任于芜的第三把火,也是最得芜湖人心的一大好事。在袁昶死后第二年,即1901年夏天,东南地区遭遇数十年未有洪涝灾害,芜湖虽处江湖众水之汇,而袁昶所修筑的圩堤却固若金汤。芜湖百姓发自内心地说:“生我者,袁公也!”
如果仅此而已,也不过如此。袁昶履新“三把火”后,却一直保持着旺盛火势,其经世致用之学更受惠于民、造福于民。
通过理清关税和整顿吏治,“裁汰常关外销公费等款,岁万八千余两,悉数报部”。而这又与袁昶以身董率分不开,及至当年九月一则日记所载:“自南来至芜湖,久作疲吏,夙患怔悸之疾时发,人事捃迫,昼不甘味,夜少佳眠,连夕又发病。”由此又可见,袁昶履新芜湖这第一把火颇费精神。此后在芜近六年,他时询民情疾苦、商旅利弊,常讲国情差别、行政兴革,一直未有怠慢松懈,芜湖政界、商界也风清弊絶,吏民无不称道。
通过扩建中江书院,芜湖名声大振后,袁昶想得更远,所做的事更多了。首先,他经常给童生上课,还亲校书刊,引入掌故、时务、性理、舆算、格致(物理)等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为了引聘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人才担当学舍主讲,袁昶首先想到了名噪一时的严复。严复因故虽未能成行,但他却书荐大名远扬的江南大儒汪宗沂。袁昶调离芜湖前还为中江书院立案存银五千两作常设经费。可以说,中江书院真正的鼎盛时期是在袁昶来到芜湖之后,此后中江书院培养了一批讲求实学的优秀人才,辛亥革命前,有许多仁人志士就是从芜湖中江书院走出去的。
通过兴修水利熟悉农业的袁昶发现芜湖一带也可以种植桑树。于是他筹措资金购来桑苗数十万株,多方收集养蚕植桑资料,还亲自从浙江请来有经验的人来芜湖教授乡民种桑养蚕纺丝。长此以往,“十百相传,风气渐开”,种桑养蚕纺丝也就成为皖南农民除种水稻之外的另一生存之道。袁昶还设课桑局,刻印《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专业书刊,即便他调离芜湖,他所倾力推广的农桑之道仍得以传继。
为官一任,造福四方。袁昶于芜道上主政时间虽然不长,好事实事枚不胜举。甲午战争爆发,时局动荡不安,盗匪出没无常,给长江沿线尤其芜湖治安造成严重威胁。袁昶积极筹划防务,多方筹措资金招募乡勇组建“保卫编”一营。1902年,芜湖商埠巡警局正式成立,招募巡警三百人,兵勇主要来自袁昶创建的保卫营,这是安徽最早设置的警察机构。战后,芜湖禁关,皖江南北谷贱伤农,百业坐困。“因民利而利之”,袁昶积极主张开禁,获得朝议支持。作为四大米市之首,轮船运米出口,缴纳厘税自始此。1896年,作为洋务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袁昶还在芜湖率先设立新式邮政局,取代了旧有的驿馆和民信局……
袁昶在芜,深得民心。当他遇害的消息传来,全城哀恸,中江书院师生更是痛不欲生,汪宗沂含泪赋诗。袁昶昭雪后,芜湖地方将尊经阁更名为怀爽楼,后于中江书院建袁太常祠,汪畸撰《袁太常祠记》刻石传世。张之洞过芜湖写有四首七绝,表达了他对得意门生袁昶的深切悼念,其中第二首曰:“民言吴守治无双,士道文翁教此邦。白叟青衿各私祭,年年万泪咽中江。”
百年过去,芜湖没有忘了袁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芜湖在青弋江上新建一座桥,取名元泽桥,然百姓常以袁泽桥称之以为感恩,就连现在的许多出版物,包括地图、路标、地方文献和报纸等,常把元泽桥写成袁泽桥。对此,笔者甚以欣慰,并就此进言:将现名元泽桥正式更名为袁泽桥。毕竟,芜湖历史上还真的有过一座叫做袁泽桥的小桥,还有个因桥而得名的袁泽巷和袁泽桥街道,以及那一份舍不去的怀爽情结。

(256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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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房秩五】百年过眼几云烟
文/张双柱

如果不是那个时代的地覆天翻,如果不是在那个时代结识了那个人,清末秀才房秩五或许走完自己修齐治平的人生,也如同其祖父父亲一样,以一个典型旧知识分子的归宿,留个句号给后人。如果真这样的话,这本书也就写不到这位秀才了。
房秩五,名宗岳,1877年生于桐城浮山一个书香门第。19岁中秀才,21岁坐馆为塾师。其时“戊戌变法”失败,世界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正酝酿一场掀天揭地的大革命。1901年,比房秩五小两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到安庆,与一些主张变法维新的爱国知识分子组成青年励志社。次年,房、陈相识,房受陈的影响,开始参与革命活动。从此,这两位同年高中秀才的老乡,在岁月的磨砺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在江南芜湖留下辉煌一页。
1904年开春,由陈独秀发起,同房秩五、吴守一创办《安徽俗话报》。该报评论时政,宣扬民主,开通民智,以救亡图存,并鼓吹革命。这是中国辛亥革命前安徽出版的第一份民主主义革命刊物,也是当时在国内最有影响的白话报刊。陈独秀为该报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已是桐城学堂五乡学长之一的房秩五负责教育版编撰,吴守一负责文艺副刊。鉴于芜湖经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再是芜湖有个绩溪人汪孟邹创办的安徽第一家新式书店——芜湖科学图书社,陈、房、吴便在安庆组编稿件,邮寄芜湖科学图书社,转交章士钊在上海主办的东大陆印书局印刷,然后再运回芜湖向各地发行。3月,《安徽俗话报》创刊号在芜湖问世。是年秋,房秩五借助桐城学堂资助赴日本东京学习速成师范科,吴守一则随桐城学堂迁往桐城县,陈独秀遂将俗话报整个搬到芜湖,大本营就在科学图书社。
同年冬,由枞阳人李光炯创办的安徽旅湘公学迁至芜湖,改名为安徽公学。李光炯聘请了当时一些著名的革命志士和专家学者来芜任教,如陈独秀、刘师培、陶成章、黄兴、苏曼殊、柏文蔚等,房秩五也被电召归国。房秩五一到芜湖,就在主持安徽公学所属公立速成师范学校的同时,继续参办《安徽俗话报》。
房秩五是一位重情重义且极富正义感的文化人。李光炯、卢光浩是安徽旅湘公学的创办人,房秩五应李、卢之邀来芜办学后,在一起共事多年。1941年春,李光炯逝于西蜀,房秩五闻讯赋《哭晦庐》四首。次年冬,卢光浩逝于立煌,房作《哭卢仲农》诗毕,悲情不能自抑,又作《哭仲农诗成追念晦庐复成一律》悼念两位亡友。房秩五这两首诗,既追念当初二公移址芜湖办学壮举和作者急切归芜情形,也为卢光浩原籍无为仍在沦陷中深深感叹,可谓诗史。
房秩五对友人意挚情深,突出表现在对陈独秀的交往与怀念上。房秩五在去日本求学时,特意来到芜湖与陈独秀叙别。当时秋雨缠绵,接连下了三天,陈对房说:“你是天留客。”二人一连三日纵谈天下事,畅快之极。第四天,云开日出,陈独秀帮房秩五提着包袱,一直把他送上船。1942年5月,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房秩五作《挽陈仲甫》二首,回忆当时他们在安庆藏书楼开会演说“舌战雄能逃竖子”的气魄、一起办俗话报“笔诛严更慑群魔”的影响,怀念赴日留学前到芜湖与陈叙别时“留人别馆三秋雨,送我晴江万里波”的终身难忘之情,抒发出“往事苍茫谁与语,侧身西望泪滂沱”的诚挚哀悼之情。此后,房秩五与住在安庆的陈独秀之子陈松年一直保持着联系。直至全国解放后的1956年,有友人从旧书摊中淘得《安徽俗话报》四册持以见示,又引起房秩五对往昔与陈等一起办报的回忆,写了两首绝句追悼故人,并以三百六十余字序详细追忆了他与陈独秀的交往,以及俗话报筹办于安庆、迁址至芜湖及停办之原因。
房秩五《挽陈仲甫》第一首颌联云:“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更坦陈自己对挚友的信赖,对挚友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愤慨。我在编撰《芜湖历代诗词》时,搜集到房秩五这首诗,不禁为之愕然。因我在此十年前,即1998年,曾写过《书愤》一首,其颌联云:“是非功过由公论,毁誉沉浮任自然。”愕然中记入诗话,叹曰:“二诗颌联相似,自个儿亦疑是抄袭。”
房秩五在芜湖同陈独秀等人共事几年后,于1908年春,应时任高等审判厅厅长的秋浦友人许世英之邀,赴奉天任机关文秘工作和《东三省日报》主笔,后又随许赴京任《司法报》主编。1921年秋,许世英任安徽省长,房秩五再次应邀入幕,担任省长公署秘书,不久出任芜湖道尹。道尹是民国官名,全国共九十三道,管理所辖各县行政事务,隶属省长。芜湖任上,房秩五协助许士英等进步人士反对军阀倪道琅贿取选票、包办选举,取得了胜利,赢得了民心。
但是,一生耿直的房秩五厌恶官场腐败,立志文化教育事业,1924年,他毅然辞官回乡全身心投入文化教育事业。作为民国著名教育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房秩五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历任安徽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1966年11月病逝,享年九十岁。
“百年过眼几云烟,投老沉思益惘然。”房秩五,惯看过眼云烟的老人,必是另一番眼界,在他八十高龄亦即1956年,将自己一生诗作遴选301首,自费亲编刊印《浮渡山房诗存》。难道,这仅仅是他执意以一个文人面目谢幕于此生?我,不得其解!难道,1956年以后,到1966年谢世,整整十年,他再没写过一首诗?抑或……我,更不得其解!我,一遍遍默诵咀嚼他的“百年过眼几云烟”诗句,一遍遍体会着他的晚年自述:
“我平生有不满现状的个性。在前清,我不满清室;在民国初年,我不满袁世凯;在民国十二年后,我尤不满蒋介石。但是不满现状,就应该推翻现状,改造现状,我不能这样做,这是我知道做不到的懦弱表现。”
似言犹未尽,又似言不由衷。
房秩五最终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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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滕如松】金陵儒医滕驼子
文/姚永森

金陵儒医者,闻名大江南北的名医滕如松也,祖籍金陵江浦,出生在芜湖,绰号“滕驼子”。当年坐堂张恒春药号,名头甚响。提及此事,不得不追溯到1865年,也就是清同治四年腊月二十三的那个夜晚。

那晚,张恒春药号的第三代传人张文金因忙于建造在状元坊口的张恒春新药店而临时寄居在这所大宅院内。张恒春国药号自1851年(清咸丰元年)进入江南巨埠芜湖之后,生意兴隆,随着药号规模不断扩大,店址也不断迁移,先金马门,次西门口,再上长街曹家巷口,最后落脚到繁华的中长街状元坊口。新药店自1864年开始建造,全都是两层建筑,由两组三间两厢七进六庭院组成。它前临十里长街,后至青弋江边的沿河街,并有石阶延伸入江边。前店门面,是坐南朝北城埠式的高墙,东面正中为店大门,铁包双扉青镶大门,门楼飞檐翘角,栋梁雕花贴金,门楼内有三个金色的“张恒春”贴墙招牌,为芜湖前清举人书法家盛竹峰撰书,两扇大门上也有他的红堂黑底的“张恒春老号”五字。
新国药店定于1867年初正式开张,作为主政的张文金不得不在新店址中日夜督工打理,有好几个夜晚,睡在新药号后院床上的他,都听到远处的青弋江边上隐隐地传来幽幽的箫声。这箫声似有似无,似吟似诉。曾就读私塾多年,颇有乐艺造诣的张文金睡不住了,他起来后推开后门径直向江边走去,只看到张恒春的码头上坐着位吹箫人。吹箫人虽面目清秀、五官端正,但形容枯槁、衣衫褴褛。张文金问他吹的可是古曲《平沙落雁》?吹箫人抬起头,惊奇地望着张文金,并将箫管递给了他,示意他续音。张文金稳稳地接过那根箫管,熟练地操将起来。于是,一缕轻柔而优雅的箫声如薄雾一样在江面上弥漫开来。吹箫人连声称赞文金吹得好,张文金却谦逊地摇了摇头说,你吹的是断肠箫声。这断肠箫声令人销魂,不是心中有极大的寂寞和痛苦的人是难以倾诉出这天籁之音的。接着他轻声询问吹箫人可有难言之隐。吹箫人不禁眼红了,紧紧握住张文金的手,潸然泪下,称他为知音。于是,他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地向知音娓娓道出。原来他叫滕茂公,本是金陵江浦县人,自幼吹拉弹唱样样俱会,后被太平军强掳到天京府邸担任乐师。太平军失败以后,为逃避清廷追捕,四处流亡。祖籍江苏溧水的张文金不禁对同乡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他坚持认为乐师以技艺谋生糊口不应获罪,并征求滕茂公的意见:可否到张恒春国药号担任管事,以辅助他主持张恒春新店竣工开业的事宜。滕茂公应允下来,从此隐姓埋名滞留于芜湖。
滕茂公定居张恒春药号以后,在乡邻撮合下,娶了个本地女子为妻,或许常年服用恒制皇家秘方“长寿至宝丸”的缘故吧,他的妻子竟一连生下五子,个个聪慧过人。其中1870年(清同治九年)生下的滕如松,排行老四,天赋尤为突出,自幼读书过目即能成诵。凭滕氏子弟的才华,他们本当都能走上科举入仕的道路,但滕茂公的待罪之身成为儿子们科举道路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清政府的科举制度有条硬性规定,即要填写家庭出身,并要多名绅董联名保荐方允参考。不得已,滕茂公让其四个儿子从事实业,独独让最聪明的老四滕如松学医,他引用一句古训告诫爱子,“能读大书的人,非为良臣,即为良医。”
1884年(清光绪十年),14岁的滕如松被送到江北和县仁寿堂当学徒。在这里,他刻苦攻读张恒春老板送给他的药学典籍《丸散膏丹全集》。据张氏家谱记载,这是一本张恒春创号初期的药学手抄本。同时,滕如松还钻研各类药性药理,又留心诸名家对症下药的大量处方药味,因此很快掌握了众多疾病的医疗方法,17岁即晋升为仁寿堂掌事,开始坐堂行医。一次,一位中年人早上起床喉头肿痛并发热,粒米难下,来到仁寿堂求医,滕如松询问观察病情后,开了一副秘方,病人服用后,第二天就退热消肿化险为夷。后来,他又治愈了众多伤寒顽症。滕如松药到病除的事立即传开来,不久在江北江南名声大震。
早在滕如松四五岁时,张文金就对滕茂公说:孺子应让其学医,将来必成大器,可到张恒春来坐堂。然而张文金未看到滕如松前来张恒春坐堂,就在1877年(清光绪三年)病殁。接替他并总揽事务的是二弟张文玉。文玉一向处事精细谨慎,善于贸易且能甄别药材,家谱中称他为“能察货价之虚盈,度物情之消长,故货辄赢。”这期间,张文玉正在秘密研制一个专治急性哮喘和慢性咳喘病的处方,他听到滕如松事迹后,就要滕茂公即刻唤他的儿子前来参与,并兼任张恒春坐堂医生。没多久,咳喘丹就试制成功,它是由法半夏、沉香、红花、肉桂、砂仁等十几味名贵中药配制而成,具有扶正祛邪、强身壮体、镇咳化痰、纳气平喘等奇效,成为全国四大国药店中的张恒春传统独家方剂,它的制作方法尤为精妙,先将新鲜的半夏药材用甘草石灰液浸泡后干燥,称“法半夏”;其他药材按各自药性炮制;各类半制品炮制完毕后即放入铜制的大锅中熬煎,一直熬煎成锅巴状。以后又改进为丹。熬煎者的选择也很奇特,必须经未婚处男的店徒之手,在五更时分制作。故店内戏称为“三更灯火五更鸡”。
滕如松在坐堂张恒春国药号时,医术不凡,一次,一位张家亲属的孩子生痧花,花收后皮肤发紫,这是痧毒已毒性大发的征兆。当奄奄一息的孩子被送到滕如松面前时,只见他不动声色地从一个别称“大铁牛”的铁锅中舀来汤汁给娃娃喂下,并叮嘱家长让孩子多吃些桔子,同时喂一些鲜藕汁,以后孩子就不会咳喘,这在医术上叫“收汤浇花”。不多日,孩子就活蹦乱跳起来,张家人对这位坐堂医生从此更是刮目相看。
1930年,滕如松在新市街买下一幢豪宅,在老城区挂牌行医,牌匾和处方笺名均称为“金陵儒医滕如松”。晚年,他定居双桐巷1号;40年代,被誉为芜湖名中医“四老”之一,并在80高龄之际向国家捐献100万元和400枚银币,1955年逝世,享年85岁。他的儿子滕脉华,人称“小驼子”,为芜湖中药界“四少”之一,是芜湖一院医生,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不幸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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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希平】爱晚庭下春光迟
文/唐玉霞

赭山,位于芜湖的市中心。这座平原之中隆起的山峰蜿蜒柔美,凸现出清秀的江南气质。清秀这个词特别适合冬季的芜湖,适合这座在冬季里深浅着绿色的山。因为是黄山余脉,土色呈赭红,所以叫做赭山。赭山是并立的两座山丘,刘希平墓在大赭山之巅舒天阁东北角。极目楚天之下,静卧的一座坟茔,墓圹四周一圈栏杆,墓前有一石雕呈展开的书页形,上面刻有“一九二四年秋友人学生暨家属葬先生于此”。这里有着五年的时间出入。1924年,51岁的刘希平去世,但真正入土为安,却在1929年。
墓碑仿南朝陵墓神道柱,石榜上四面刻有刘希平六安同乡、北大教授高一涵撰写,祁门方绍武所书《刘希平先生墓碑》,从少年读书到壮游东京、到以一身维系全省社会运动中心者殆数载,约略刘希平平生际遇。
刘希平的一生和芜湖有着不解之缘。只是同时代,和芜湖有着不解之缘的风云人物何止一二,陈独秀、苏曼殊、李克农、阿英等等,但是他们来了,又走了,只有刘希平留在芜湖,最终埋骨赭山,长眠于此。
刘希平,生于1873年,原名畹蘅,字兰香,号希平,六安施家桥人。作为官宦子弟,刘希平的教育经历和同时代的多数人一样,从就读私塾开始,后入六安中学堂。和很多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一样,1906年,刘希平东渡扶桑,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毕业后,考入明治大学法政经济系,获法学士学位。留学时期的刘希平就表现出踊跃的革命意识,他与朱俭之、朱蕴山等人发起天足会,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刘希平回国,时值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国民政府,安徽省府拟委任他为司法筹备处处长兼高等检查厅厅长,刘希平以“吾矢志教育,功名利禄非所愿”为由坚辞不就。他着手与光明甫等人创办安徽江淮大学,自任教授,开始了一位平民教育家的历程。
刘希平虽然倾心于教育,但是作为同盟会员,革命的激情始终激荡于心。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安徽都督柏文蔚举兵讨伐袁世凯,刘希平积极参与组织讨袁军。事败后潜居上海。1916年,安徽巡按使韩国钧邀请刘希平任政务厅长,刘希平只表示愿意以私人之谊帮助韩国钧出谋划策。刘希平到安庆担任韩国钧顾问,韩国钧以师长之礼相待,称刘希平为“安徽圣人”。1916年底,袁世凯称帝,刘希平力劝韩国钧挂冠而去,他本人则与朱蕴山转赴上海寓居。
1917年,芜湖皖江中学更名为芜湖第五中学,即著名的省立五中。校长潘光祖聘请刘希平教授国文和修身课,同时在这里的还有蒋光慈、李克农与阿英等人,一时之间,芜湖人文荟萃、风起云涌。1919年,“五四”运动消息传到安徽,刘希平率先响应,积极联系召开芜湖各中学师生联席会议,分别成立“芜湖学生联合会”、“芜湖教职员联合会”,发动全市罢课、罢工、罢市,示威游行,并通电全国,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行动。刘希平站在风口浪尖之上,将“五四”与芜湖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年秋,刘希平出任五中校长,为进一步向青年学生宣传革命思想,他两次邀请恽代英到芜湖五中、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讲演“反帝反封建斗争”和“青年运动道路”等问题。高语罕、肖楚女等人也纷至沓来,一种崭新的希望和力量在这里凝聚爆发,省立五中成为安徽新文化运动策源地,时人称“五中”是芜湖的“北大”。
陈独秀在离开芜湖之际,曾对刘希平说,我去搞全国性运动,你们就在安徽搞反军阀活动。刘希平在芜湖坚守开启民智的初衷,传播“五四”精神。他与高语罕一起力革旧弊,倡导民主。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抨击旧文化,反对旧礼教,成为社会改革的中坚,“以一身维系全省社会运动中心者殆数载”。他在教育方面大搞革新,以“财务公开、校务公开”原则,组织学生成立自治会。与高语罕等先后创办商业学校、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后又办公立职业学校,设纺织、机械、木工、藤科、漆科等学科,分别招收青年店员、工人子弟、失学青年、贫苦人家子弟入学,不仅仅实现了一个教育家有教无类的主张,也实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目的。对全省教育界影响很大,在安徽教育史上也是首创。当时的刘希平,一一实践着一个教育家的梦想,成为教育届风云人物。
1921年,安徽发生“六·二”学潮,安庆进步知识分子和学生为反对军阀侵吞,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发动大规模斗争,遭到军阀镇压,两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又称“六·二”惨案。消息传来,刘希平挺身而出,发起组织安徽“六·二”惨案后援会,安徽各地进步师生立即起而响应,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市声援,终于取得斗争的胜利。同年秋,安徽第二届议会选举,贿赂盛行,丑闻传出,安庆学生首先罢课,后又发动全市罢工、罢市,反对贿选,刘希平率领芜湖学生代表到安庆支援。政务厅长王淮琛筹召贿选会议,刘希平闻讯赶到王宅,拍案力争,刘希平平时并非口若悬河,但关键时候侃侃而言,义正词严,他声称:“如果不顾安徽三千万人民公意而召集,我俩私交今晚断绝,明日即为仇敌。”迫使王淮琛挂冠辞职而去,刘希平一时名噪江淮。
如火如荼的时代,也是风雨如晦的时刻。1923年,刘希平遭到反动军阀马联甲通缉,被迫离开芜湖。1924年春到南京,刘希平秉持初衷,筹办新民中学,自任校长,白手办教育,谈何容易,刘希平典当私产,多方筹集办学资金。历年的奔波,加上“体素文弱”,刘希平积劳成疾,终于病倒。病情日益加重,同年8月,刘希平返回芜湖,17日与世长辞。临终前依然念念不忘教育,说:“方寸乱矣,奈校事何!”
刘希平一生乐于助人,倾囊教育,家中清贫如洗。逝世后,家人连安葬的费用都拿不出来,灵柩长期厝于芜湖法华庵。直到1929年春,在友人和学生们资助下,才得以安葬于芜湖赭山。当年,这里是五中的校址。当芜湖各处被强占,或修领事馆、教会医院,或建官邸,刘希平保全赭山全境作为学校。春日迟迟,也许这迟来的春光能够慰藉一位革命者、一位教育家筚路蓝缕的奋斗。1932年,墓侧建纪念亭,名为“爱晚亭”,取“哀挽”之音,也意在刘希平一生爱护晚辈、培育人才。亭边柱子上有一副对联:“朝霞菲微枯草泣,秋风摇落故人稀”。满满怅惘之情。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用来形容刘希平,可谓贴切。俨然一位革命者,也是青年学子温厚的师长,与军阀反动势力斗争,雷厉风行,毫不迟疑。刘希平的一生,可以说波澜起伏,他留学,加入同盟会,拒绝高位,兴办学校,引领青年学子革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可以说非常单一。教育与革命,他的革命是为了教育,他的教育始终离不开革命。从前的知识分子,最值得学习和铭记的,未必是真学问,而是治学的态度与始终秉持的初心。专一于某件事,即是事业,即是终身不改初衷,他们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昭示出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所具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仅不会为五斗米折腰,且能够不受诱惑,不被蛊惑,不惧险阻,一意前行。为了理想奋斗终生,无怨无悔,在这样的勇气和精神面前,成败已然不重要,过程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结果的价值。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无论什么时候,这个世界都不缺少妙手也不缺少文章,缺少的是铁肩,像刘希平这样矢志不渝,将社会的道义扛在肩头的人。那才是一个时代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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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辛白】径欲扁舟湖上去
文/马春

李辛白与芜湖是极有缘的。这有缘,不只体现在他是无为人,与芜湖隔水相望;也不只体现在他原名修隆,易名之举正在芜湖。而更体现在他还叫李修隆时,他一生最重大的一个转折,乃是在芜湖的土地上发生。那是1904年,清王朝风雨飘摇的将乱之世。
前溯一年,章太炎先生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他的小友邹容则发表《革命军》。再前溯两年,因愤于国事日蹙,少年即以榜首通过省试的李辛白以文人而事行伍,毅然考入南京高等警官大学堂,以期为国效命。
太炎和邹容先生的文字风行天下,于青年李辛白言,无异惊雷。而也正是这一声惊雷,他从此义无返顾地踏上了革命道路——民族独立,国家自强。也开启了他与芜湖的革命之缘:1904年,他的人生拐了一个大弯,由科举贡生,由未来大清朝的警官,一变,成了大清朝未来的掘墓人之一。正是这一年,他加入了在芜湖安徽公学创立的岳王会。岳王是谁?岳飞。岳王会创立者谁?陈独秀、柏文蔚。李辛白入会时的心境想是极激动的,然而,又有着悲愤,对身处这个暮气沉沉的世道的愤然。君不见他青年时的那首芜湖杂诗写的是什么?他写道:
“白骨如霜郁野烟,春风芳草画楼边。不知江令当年宅,输与何人作墓田?”诗后小注记了写这首诗的原因,有人广建私宅,贱价劫占四周民居墓地。这似乎与时局无关,然则如此恶行,如此肆无忌惮,非有权力者谁能为之?而这个大清朝的天下中,真正能有权力者,又是阿谁呢?
回到南京继续求学的李辛白,在船中远望芜湖。自然,他望不见在芜湖的同志,但可以想见,他很容易就能联想起在芜湖立誓入会时的誓言,以及同志们的慷慨激昂,和对于老大中华不自振作的悲怒感慨。于是,他又写诗了,这首诗叫做《金陵舟中望天门山》:“远天漠漠暮云平,绝好蛾眉画不成。千古兴亡剩江水,只今还作六朝声。”小杜曾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句,而这时的李辛白,较之小杜,更有切身之痛。这一首诗,这一句千古兴亡剩江水,也就更加是句子中约束不住,直化成这一声只今还作六朝声的绵长叹息。这叹息声,与他一年之后,远赴日本求取救国良方时,在马关写下的另一首七绝相呼应:“割地偿金事等闲,乱山兀兀水潺潺。伤心怕问伤心地,密雨惊风过马关。”是啊,伤心地,甲午一败,非但之前的洋人,连日本这个开启民智不足数十年的岛夷,都已大踏步将中国这个旧日老师抛出、进入了现代的新文明社会。那么,中国呢?新的中国在哪里?老大帝国的新生希望又在哪里呢?我想,这时的李辛白,一定会想起芜湖的。因为,芜湖是他一生最大转折的起点,是他立志推翻满清、致力于国家新生的起点。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李辛白参加了成立大会,是同盟会首批会员之一,而清王朝的丧钟,也从这一年起敲响,不停回荡在古老大地上。
1911年,李辛白再一次踏上了芜湖的土地,这一次,他是来让昔日理想成真的。正是这一年的11月9日,武昌起义后第30天,他与芜湖的同志,让这个素有吴楚名区之誉的名城,一举焕发出全新的异彩,芜湖军政分府成立,成为反清洪流中不可挡的一道源头。李修隆任军政分府民政长。而也正是在民政长任上,他取辛弃疾词中辛字家风之意,正式更名李辛白。
之后,他没做多久官,选了一个更能影响芜湖的路,他办报。《共和日报》。虽然只办了半年,虽然夭折于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后的“报纸律”,但是,却是他作为未来警官、革命志士、民国官员种种身份之外,又一次实实在在地回归了他一生事功之最重要处:文人。是啊,文人,他后来是作为白话文先驱,是作为“五四”当日、唯一白话文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组织编印者而载入史册的。同时,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那篇《怀陈独秀》,他亲手创办的那份《新生活》周刊,也都可谓“五四”时期的黄钟大品。
除开初回国时在上海的一次短暂办报经历外,李辛白正式回归文人身份的标志,是在芜湖创办的这张大型报纸,《共和日报》。后来,他很久没能再回芜湖。时局依然动荡,只有血犹未冷。他去过很多地方,经历过种种磨难……
1946年7月,皖南分院迁抵芜湖,并入安徽学院,而72岁的李辛白,终于又以一个文人的身份回了芜湖。入眼都是旧景色,故人却都已不在。所以,他对芜湖的风景特别有情,特别动情。他又得了新诗,名字还是叫《芜湖杂感》,只是,和当年的不同,这一次,是浓浓的怀旧:“别去鸠兹卅五年,玄黄旧寐冷秋烟。有情还是陶塘柳,劫后依依更可怜。”陶塘就是现在的大镜湖,风物极佳。头白归来的辛白夫子教学之余,爱煞了那一份往昔味道:“陶塘塘水碧如油,岸柳摇风帮好秋。白发不堪寻旧寐,红牙紫玉醉青楼。”
这是他写给陶塘的诗,一句红牙紫玉,写尽了青年时的意气风发,风流倜傥,可这倜傥,却是白发老夫子的自道,于是风流之外,又多了几分慨然与黯淡。以致他送给赭山的句子,是“残句依稀能记得,儿时打桨过江初”。他一直是记得的。是琐碎如打桨过江,是找寻黄山谷读书处的怀古之幽思。即使,已隔五十余年!只可惜,他注定是要飘泊的,因为他是李辛白,远在他的青年时代,他在芜湖发生的转折,以及他在芜湖改的这个名字,便成了他终生行事的座右铭。
所以,一年之后他还是又离开了芜湖,因为遥远的贵池,有学子在等着他们的辛白先生。
而他,只能为了当年在芜湖的自誓,而又一次远离了芜湖。这一次,他再没能回来。1951年,他病逝于贵池。其实晚年这次回来,对于芜湖他是有遗憾的,这遗憾在《秋晚遗兴》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远山如黛乱嵯峨,江水无情感逝波。
鲁港月明农事苦,弋矶山好病人多。
故家乔木埋禾黍,古寺名轩黯薜萝。
径欲扁舟湖上去,菰蒲湥处听渔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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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高语罕】九死一生记风骨
文/朱卫国

很偶然的机会,我站在了一座极有纪念意义的老房子跟前。皖江中学堂暨民国省立五中旧址,此刻大约是这个日益喧腾的城市最安静的地方。她见证了二十世纪最初的惊涛骇浪,此刻,只有云淡风轻。
如果你说声高语罕呢,说不定眼前骤然飘落的一片红叶,你要赶忙把她拾起。很多时候,高语罕的名字是说不得的。这个体型高大的北方汉子,忽而铿锵有力,忽而步履维艰地行进在时代的暴风骤雨当中。悲壮有之,黯然也有之,唯一不变的是他一腔烈性。
高语罕,寿县正阳关人。反清志士,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五四”先驱,中共建党建团建军的参与者,蒋介石眼中的“黄埔四凶”之一(邓演达、张治中、恽代英、高语罕),南昌起义的参与策划者,起草八一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陈独秀自始至终的追随者,中共历史上少有的理论家。
高语罕17岁进凤阳经世堂。他的历史教习武竹坪先生较为激进的革命思想,点燃了他的心火。1907年5月进安庆测绘学堂。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起义,失败被捕,高语罕帮助料理后事。高语罕参加了安庆马炮营起义,只是身份没有暴露,得以留在安徽,继续投身革命。徐锡麟和熊成基的起义,催生他成为一个革命者。1910年10月,高语罕与朱蕴山二人协同韩衍创办《安徽通俗公报》,高语罕担任编辑,猛力抨击时弊,鼓吹革命思想。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爆发后,安庆又随江西之后宣布独立。当时韩衍是安庆宣布独立的主要人物,高语罕也奔走其间,与吴旸谷、朱蕴山、常藩侯和管鹏等常聚会筹划革命事宜。1912年1月2日,高语罕同韩衍一起组织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韩衍为形成革命的武装,遂与高语罕、易白沙将测绘学堂、巡警学堂、陆军小学有革命思想的青年组成起来,成立青年军。曾任民革中央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朱蕴山回忆说:“安徽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从芜湖五中开始……与刘希平、高语罕两位老师分不开的。”
陈独秀在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时,以文会友,与李大钊、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梁漱溟等往来密切,高语罕亦在其中。同时,高语罕也经常参加李大钊组织的神州学会,反对袁世凯。1914年底,高语罕辗转到了上海,发表了《青年军讲义书笺》,与陈独秀开始交往,并由此终生追随陈独秀。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他开始走出无政府主义,研究接受传播马列主义,在他编写的教材《白话书信》中说到:“社会主义就是阶级问题和分配问题”,这很有洞察力。他还说:“谈到社会主义莫不以马克思为老祖宗”。胡适倡导好人政府,高语罕认为,“好人政府不过是一篇废话而已”。
1916年9月,高语罕由上海回到安徽,经刘希平推荐,到芜湖省立五中担任学监并兼授英语。1918年秋,高语罕指导省立五中学生蒋光慈、李宗邺等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安社,编辑出版《自由之花》,成为安徽近代教育和现代政治发展上的关键人物。
针对当时的教育状况,他提出了四点改革建议:一是整饬学风。二是限制学生运动。三是严格缩短假期。四是不可取消学期考试。高语罕还特别重视平民教育,他把平民教育上升到了“思想解放”的高度。高语罕尤其强调男女同校问题。“男女同学是社交公开的第一步,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白话书信》,1923),男女同校已经不仅仅代表着女子的受教育权,更是预示着女性在身体上精神上的解放。1917年秋,他在省立五中创办了安徽省第一个学生自治会,全面参与管理学校的各种事务。他认为教育主要“是教授青年求学做人的方法的,不是满足他们终生学问的欲望的”。
1915年,高语罕成为《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支持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在芜任教期间,高语罕的思想逐渐成熟,他宣传新思想,反对封建统治,提倡民主与科学,影响较为广泛。1923年出版的《白话书信》,是安徽最早的白话文教科书,在安徽开创了白话文教学的先河。这是高语罕在芜湖商业夜校任教时编写的国文教材。编写时间应该是1919年11月,在北京政府下文普及白话文教科书之前。
1921年秋,高语罕加入了上海共产党组织,为共产党的建立多方筹备,积极奔走。从德国留学回国后,高语罕往返于上海和芜湖之间,致力于对青年学子“爱国”和“救国”的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激发青年的革命热情。1926年,在指导芜湖顺利成立中共芜湖支部以后,高语罕经周恩来向蒋介石推荐,加入了黄埔军校政治部,担任讲授《政治学概论》的教官。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多次说到,他是当时最受军校学员欢迎的政治教官之一。
南昌起义是高语罕思想的转折点,也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转折点。1927年7月25日,叶挺、叶剑英邀约贺龙、高语罕、廖乾武在甘棠湖中一只小船里,以划船游湖为名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的重要一环。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以显著版面登出了高语罕起草的《中央委员宣言》,以及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1928年,高语罕和杨匏安等回到上海,重新接受中央安排工作。高语罕被编入由蒋光慈任组长、钱杏邨(阿英)、李克农等组成的春野书店支部,间或指导太阳社的文艺工作。1929年12月15日,高语罕与陈独秀等81人联合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成为“托陈取消派”重要成员,被开除党籍。离开政治舞台后,高语罕编译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研讨历代兴亡之道。
1935年10月5日始,高语罕采访97岁高龄的马相伯,以《一日一谈》为题连续刊发于天津《益世报》。1938年随陈独秀入川。1942年5月23日,陈独秀辞世前四天,高语罕见他将不久于人间,返城后,就拟了一副挽联: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洛蜀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他至死还是一个正统派的共产党。”高语罕如是评说陈独秀。
1946年春,《新民报》社迁往南京,高语罕赴宁住明瓦廊街一所简陋的房屋中,生活十分清苦,不时以接济度日。1947年4月23日在南京中央医院病逝。无以为殓,幸得原安徽二农学生王持华之力方能安葬。墓碑由于右任题写,其墓在南京南门外花神庙旁(旧名花田),离《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墓很近。十年浩劫中被砸,但墓尚存。时人评价高语罕:“毕生知己陈独秀,身后萧条一样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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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文/唐玉霞

1938年,抗日烽火连天,西南联大内大师云集。大师上课,不仅水平高、功底深,开场白也个性鲜明。中文系教授刘文典是著名的《庄子》研究专家,他的开场白是这样:“《庄子》,嘿,我是不懂喽,也没有人懂。”曾有人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狂则狂矣,但是刘文典狂得让人无话可说。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北大名册上就位列第五,紧随辜鸿铭之后。他是不同凡响的人物,精通英、德、日、意等多国文字,学贯中西,尤精国学,讲授的课程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其主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斛补》、《三余札记》、《进化论讲话》、《进化与人生》等。这是治学,至于社会大学,他也是各种翘楚,他当过孙中山的秘书,跟蒋介石干过仗,与毛泽东握过手……
刘文典,字叔雅,1889年出生,安徽合肥人。1906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学习,深受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赏识。年青的刘文典对于政治很有热情,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赴日本留学,1912年回国,在于右任、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袁世凯暗杀宋教人、范鸿仙,两人身亡,刘文典也手臂中弹。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刘文典于是年再渡扶桑,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秘书,积极从事反袁活动。袁世凯倒台后,军阀混战,辛亥革命成果被葬送。政治热情在现实面前遭到无情打击之后,刘文典和顾颉刚等曾经的激进分子一样,选择远离政治,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刘文典从日本回国,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1923年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继后,刘文典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写了《三余札记》。这段时间刘文典在学术上建树丰厚。
1927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最令知识分子乐道与钦服,是佐证民国知识分子“风骨”的铁证。那是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刘文典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介石虽如愿以偿,但视察时校园冷冷清清,并没有他以为的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经蔡元培等人说情,一个月后获释,但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注重气节操守的传统,不畏强暴,不媚时俗。当年同样大骂袁世凯的章太炎十分欣赏这个学生的秉性,挥毫写了一幅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直接将刘文典比喻成击鼓骂曹的祢衡和白眼司马昭的嵇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士们大多狷狂不羁,或者行为奇特,或者语言出奇,刘文典更是恃才傲物。他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宣布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
刘文典讲课时,吴宓也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向后排望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起身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刘文典和吴宓一样,虽然都留过学,喝过洋墨水,却殊途同归站在新文学的反面,是著名的守旧派人物。刘文典看不起新文学,所以对于新文学作家沈从文嗤之以鼻。在西南联大无论师生,免不了常常跑警报,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汪曾祺曾经有过生动的描述。刘文典也跑,有一次跑着跑着,他看到沈从文也在跑,竟然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人的本事大了,是难免恃才傲物的,古今有之。刘文典并不否认自己的狂傲,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不过,他又说,“但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尤其是在做学问上,“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也从不假他人之手。他的一位老学生李埏,曾向他借阅过一本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最终完成了十卷本的《庄子补正》书稿。刘文典自述写作这本书的标准:“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无据。今为补正一字异同,必求确诂。若古无是训,则案而不断,弗敢妄生议论,惧杜撰臆说,贻误后学而灾梨枣也。”可以说,《庄子补正》是刘文典一生用力最多的校勘著作,是至今所有治国学的人都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也得到陈寅恪由衷肯定,欣然作序。   
《论语》所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国事激荡,世事艰辛,狂狷之言行,是一种骨气。刘文典被称为“国学狂人”,其实他涉足的领域,何止国学?从革命经历到治学功底,他有狂妄的资格。但是也得承认刘文典任性散漫的一面。从根本上说,刘文典终其一生,始终不是个随波逐流、随声附和的人,秉持自己的操守,不为赤裸裸的政治现实胁迫,追求思想学术本身,所体现的另一种魏晋风骨、学士风度。也许,这一切都与他早年因为仰慕陈独秀,而到芜湖求学,细读《安徽俗话报》有关。芜湖,当时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群星璀璨了那个多事之秋。只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这样的知识分子如今大音渐稀,世上已无真狂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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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宫乔岩】书生报国不留名
文/范君问

宫乔岩,一个在热血如火的年代里,用激情和青春在芜湖近代史上书写过浓墨重彩的名字;王少春,一个隐于幕后,凭着坚忍机智在西南解放的进程中留下了一段近乎传奇的名字。当这两个名字重合在一起的时候,近代芜湖风云激荡的星空下就慢慢勾勒出一个深藏在历史尘埃间的“二哥”的形象。
“二哥”就是宫乔岩。1892年生,安徽芜湖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时年21岁。正是热血年少、任性游侠的年纪。可是还没等到他一展平生所学,轰轰烈烈的“二次革命”就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亲历了这场革命全过程的宫乔岩痛定思痛,他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民智未开、人心未齐。所以他埋剑赭山,读书镜湖,意图找到一条启迪民智振奋民心的道路。所以六年后,当他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他已经在圣雅各中学任教了。
从1919年到1925年,宫乔岩任教圣雅各中学期间,他的学生里面走出过王稼祥、李克农、阿英(钱杏邨)。就是这些人后来翻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辉煌灿烂的篇章。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娶了阿英的二姐钱德海为妻,又因自己排行老二,所以被人尊称为“二哥”。
“二哥”最为芜湖人乐道的事,几乎都发生在1925年。那一年圣雅各中学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学潮。就在那学潮的风口浪尖,宫乔岩的背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那一年为支援“五卅运动”,宫乔岩在十三道门慷慨激昂的演讲让整个江城动容。也就是在那一年,他与李克农、阿英等人创办了民生中学。这所被当地人誉为“水泊梁山”的学校,校长是宫乔岩,事务主任是李克农。在江城父老的口耳传承中,这所学校的学生一律住校,统一穿灰色中山服、腰系皮带、脚扎绑腿;他们拥有官方照准的军用步枪80支;每日到野外步操、劈刺,归来时个个精神抖擞,动作整齐划一;他们鲜红的校旗所指,人皆辟易。他们被人称学生军!这支学生军中后来有不少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比如甘天沐,比如张恺帆。一年后,宫乔岩又组织并领导了抗议“三一八”惨案的万人大游行。芜湖震动,皖省震动!
在这座城市的记忆里,有民生中学的地方就必有“二哥”宫乔岩,有“二哥”就必有慷慨热血、爱国忧民,就必有疾恶如仇、针砭时事。他真正做到了启迪民智振奋民心,可是他和他的民生中学也被当权者诬蔑为“先生是强盗、学生是土匪”,必欲除之而后快。1927年4月18日,军阀陈调元密令通缉宫乔岩、李克农等人。“二哥”被迫离开芜湖,避居巢县,5月又辗转赴武汉。可是到底割舍不下对家乡的留念、对民生中学的挂念,他又毅然返回芜湖,依旧执掌民生中学。11月28日晚,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民生中学,宫乔岩被捕。可是民智已开、民心已齐的芜湖已容不得军阀的肆意胡为。在民生中学师生的奔走请愿中,在江城各界的声援呼吁下,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让“二哥”昂首挺胸地走出了监狱。
是年年底,苦寻救国道路十二年的宫乔岩入党,并与李克农一起离开芜湖去了上海。这一走,他就再没有回来过;这一走,那个慷慨激昂的“二哥”永远地走进了芜湖人的记忆里。从此他走向了更为广阔的舞台,从此他的人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位社会名流、儒雅慷慨的中学校长,为了救国的理想,为了党的事业,隐姓埋名,变成一个游走在生死边缘的策士。从1928年起,他与李克农一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先后在上海、东北、北京和张家口等地开展过艰险的地下斗争,组织抗日运动。不过那时候,他已经不叫宫乔岩了,他的名字是王少春;他的直接领导者就是周恩来。
1942年6月20日深夜,周恩来告诉王少春,党中央已同四川的刘文辉取得默契,决定派他到刘文辉那里去做统战工作,设立秘密电台同中央直接联系。王少春深知此事的艰难,但他却一口答应了下来。从那一句答应出口,他就踏上了生死一线的钢丝,这一踏就是八年。他的夫人钱德海也化名秦慧芳,担任密码员,与丈夫誓同生死。
这一年8月,雅安与延安之间正式建立了电台联系。从此每天深夜12点,都有一道神秘的电波从苍坪山下跨越万水千山,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报告中央,也会把新华社的文稿、解放区的消息摘要记录送给刘文辉看。八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正是这样的沟通让延安方面对西南的形势了如指掌,也让刘文辉在潜移默化中一步步向延安靠拢。据当地的文史资料记载,遇到一些重大事件,周恩来还曾亲自通过电台同刘文辉取得联系。
虽然大家心照不宣,各取所需;虽然王少春不间断地争取教育,耳提面命,但毕竟身在敌营,危机四伏。王少春初到雅安,军统就曾侦缉到这道神秘的电波。好在他机警,又有刘文辉的暗中庇护,军统查无实证只得不了了之。但王少春面临的困难并不仅仅只有军统。1947年3月中旬,随着中共中央暂时放弃延安,刘文辉对解放军的前景产生了疑问,王少春的境遇一下子就艰辛起来。昔为座上客,今日下堂前。四顾狼与虎,生死一念间。那时候的王少春不知道是否想起过故乡的镜湖垂柳、赭塔晴岚,不知道是否还挂念着他的民生中学和曾经的心志理想。他在危机之中从容镇定,他正告刘文辉:“你要当‘政治家’,别当‘政治商’,希望你把眼光放远点!”这掷地有声的话语震惊四座,也震得川康变色!刘文辉折服于王少春的胆识魄力,对他重新重视起来,甚至到了仰仗倚重的地步。形如累卵、悬于一线的川康统战工作终于绝处逢生了。以至于后来周恩来在给刘文辉的电报中曾明确指出:王少春可以代表他!这里面包含了多少信任,多少托付,多少看重。历数中国近现代史,能被周公说出可以代表他的人又有几个?
1955年4月10日,那个名叫宫乔岩,也曾化名王少春的儒雅汉子;那个被芜湖人亲切地喊做“二哥”的人因病逝世,享年63岁。随着他的谢世,那一段置身敌营,从容周旋,策动数十万人起义的传奇也慢慢地消泯在历史的字里行间了。但是在他身上踊动过的激情、胆魄、热血和坚贞,连同他的故事一起依旧在他的故乡绵延传承,直至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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