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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孟邹】世无朋友更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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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无朋友更凄凉

唐玉霞


    汪孟邹,生于1877年,安徽绩溪人,著名出版家。清末科举制度正式废除之前,25岁的汪孟邹受到维新思想影响,在芜湖创办安徽省第一家新书店——科学图书社。翌年,承印和发行陈独秀编辑的《安徽俗话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13年接受陈独秀建议,赴上海创办亚东图书馆,经销北京大学出版的书籍,《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出版《孙文学说》、《尝试集》、《三叶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以及蒋光慈等人的革命文学作品。


    一个出版社的价值,除了它的经营过程,更主要的在于它产品中蕴含的文化含量和思想内容,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对当时以及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就当时而言,作为一家中小出版机构,亚东图书馆向社会贡献了一批在学术文化思想史上颇具影响的读物,在新文化运动贡献良多,究其根由,不能不提新文化运动的一干风云人物,汪孟邹近半个世纪的书业人生,就是在这些文化风云人物之间且行且走,特别是陈独秀、胡适,给予他至深至广的影响。

    胡适的影响来自同乡之谊。以胡适当时的显赫声名,以及他与商务印书馆领导层不同一般的私人关系,理应将自己的书稿交给出版实力和发行力量都要雄厚得多的商务印书馆,但是重乡情的胡适选择亚东图书馆这个小书店,他对亚东的支持力度,不仅仅局限于此,胡适还介绍了很多著名学者作家如朱自清、刘文典、俞平伯、顾颉刚等到亚东,保证了出版作品的高质量。

    汪孟邹投桃报李。除月送胡适百元作酬谢外,在其作品的版税上也格外优待。胡适社交频繁,又笔耕不辍,时间短缺,许多书稿都请亚东同人代为整理。有些绝版的图书,胡适委托汪孟邹找同行设法购置。凡此种种,亚东图书馆与胡适之间的关系,已远远超出寻常的作者与出版社之间的业务往来。这种既顾及双方经济上的“利”,同时又提升为彼此情谊上的“义”,在汪孟邹与胡适之间发展成利义兼顾的良好合作关系。

    但是与另一位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陈独秀,合作关系已经远远超越友谊。

    1902年,陈独秀途经南京,结识了安徽老乡汪希颜。汪希颜是汪孟邹的哥哥,1900年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读书,他对汪孟邹的先进思想有过重要影响。陈独秀与汪希颜一见如故,陈独秀提到自己写了两卷本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准备送往上海出版,汪希颜便向他介绍了当时正在芜湖创办科学图书社的弟弟汪孟邹。1903年底,陈独秀再次回到安庆,同房秩五、吴汝澄商议合办《安徽俗话报》。此时,汪希颜已因病去世,在汪孟邹的全力支持下,1904年3月21日,《安徽俗话报》第一期问世。由于文章笔触犀利、内容新颖,销量曾一度达到3000份,影响遍及全国。承印这份刊物的,则是章士钊开办的上海大陆印刷局。

    1904年夏,陈独秀把编辑部搬到汪孟邹的图书社二楼。在图书社“每天只吃两顿稀粥”的艰苦生活中,陈独秀和汪孟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05年《安徽俗话报》刊登了一则反英消息,被地方当局勒令停办,《安徽俗话报》虽然只出了23期,却是当时安徽最早的宣传革命的刊物。1922年,芜湖科学图书社开创二十周年,胡适赞誉科学图书社“给文化做了二十年的媒婆”,陶行知称之“赈济了二十年的学术饥荒”。陈独秀与汪孟邹初次合作就取得了明显效果,这为二人的友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以后两人合作出版发行《新青年》取得巨大成功埋下了伏笔。   

    1912年,陈独秀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汪孟邹应陈独秀之邀,从地处内陆的芜湖来到文化发达的上海,创办亚东图书馆,实现了从贩卖到出版的书业人生跨越。昔年芜湖科学图书社虽然发行过《安徽俗话报》,但主要业务还是代售从上海贩运来的新式书刊文具。亚东图书馆草创初期,经营并不顺手,汪孟邹甚至一度做过杂粮生意,以弥补出版上的亏空。1915年,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改归亚东图书馆发行。由于《甲寅》敢于抨击时政,“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出版后一纸风行,代为发行的亚东图书馆多少附上骥尾。彼时陈独秀有意创办一份杂志,亚东图书馆当时无力承办,汪孟邹便代为联系群益书社承担杂志发行任务,亚东则承担销售任务,这就是发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杂志。1917年,陈独秀北上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在陈独秀的努力下,亚东图书馆获得了北京大学出版部书籍在上海及南方地区的经理权,当时国内一些知名学者如钱玄同、梁漱溟等的著作也由亚东经销,陈独秀还把《每周评论》、《新潮》等一并交由亚东销售,由此,亚东图书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传播阵地,经营也出现了转机。1919年,亚东图书馆从原来逼仄的弄堂搬到棋盘街西首的大马路上,迎来了它书业经营的黄金时代。

    从1919年到1922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歌猛进的四年,也是亚东图书馆经营史上蓬勃兴旺、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贡献最大的四年。亚东图书馆率先出版的新诗集、白话文存以及标点旧小说等,可视为新文化运动成果的直接反映,也是一个出版者对时代潮流积极响应和出版支持的表现。在这四年的作者队伍中,同时出现了陈独秀、胡适这两位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大名。尤其是胡适,几乎占了亚东这几年全部出版物数量的四分之一。

    就亚东的发展大局而言,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是陈独秀。一方面,艰难创业中陈独秀和汪孟邹一起共过事,可谓患难之交;另一方面,汪孟邹的政治观点也与陈独秀趋向一致,对陈独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持同情态度。从亚东出版总体政治倾向看,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托洛茨基主义,一直追随陈独秀。可以说,陈独秀确定了亚东发展的大时空背景,奠定了亚东兴盛衰亡的历史基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了陈独秀对亚东的决定性作用。陈独秀对亚东出力襄助,竭尽其能;而汪孟邹更视陈独秀为良师益友,甚至家人。陈独秀一生奔波于政治,无暇照顾家人和孩子,汪孟邹不仅承担了这个义务,接济生活费用,还帮忙料理家事。汪孟邹给店中同事的印象是固执、自以为是,但对陈独秀却可谓言听计从,凡陈独秀介绍来的稿子,他总是收、买。如果说,胡适是亚东图书馆得力的出版顾问,陈独秀则可看成是亚东图书馆真正的出版灵魂,把握着亚东出版方向。

    汪孟邹是个徽州商人,如果说他有多少伟大的革命抱负、时代思想,显然太过拔高。他不过是信任陈独秀的出版眼光,敬佩陈独秀的政治主张,深深折服于陈独秀的卓越见识和人格魅力。1920年8月,陈独秀和苏俄代表维经斯基等谈话后,便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中,他的许多活动都在“亚东”进行。汪孟邹很清楚陈独秀在干什么,虽然尽力提供方便,但是心中悸然,他没有陈独秀的胆略和气魄。陈独秀深知老友的秉性,便对他说:“好吧,你就不要做党员,只管站在外面,做一个同情者好了。”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独秀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生活陷入困境。汪孟邹决定出版陈独秀的《实庵自传》,多付稿酬以解燃眉。他还希望陈独秀能尽快写出其余部分,推出全本。陈独秀采纳了汪孟邹的建议,然而,历史再也没有给他机会,1942年5月陈独秀在四川江津鹤山坪溘然长逝。垂暮之年,面对汪孟邹等好友的关切和帮助,陈独秀甚至发出了“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的慨叹。一代历史巨人能说出这样的话语,发出这样的慨叹,足见汪孟邹等朋友在其心中位置之重。而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如果汪孟邹没有陈独秀这位朋友,他的出版事业是不是也会有凄凉之虞?至少,不会在新文化运动中占如此重要的一席之地是可以想象的。

    除却生意人之间的交往,志同道合的力量,革命者与革命同情者的追随,汪孟邹和陈独秀之间,是一段醇厚的情感托付。而与新文化运动,与革命,汪孟邹始终是有距离的,虽然这距离并不是很远。

    10年后,1952年亚东图书馆由于“出版托派书籍”被上海市军管会勒令停业,所有陈独秀及托派书籍一律被没收销毁。一年后,汪孟邹在上海寂寞谢世。

    所有的生命都有终结的时候,所有的纸页都有泛黄的时候,但是从出版史来看,两大新文化运动巨人同时倾心于一家中小书局,也许只是历史上的偶然,但在这样一种偶然中,我们同时也应看到文化人的理想投射和出版者的出版努力,彼此间形成的文化呼应和良性循环,进而产生的巨大文化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亚东图书馆与汪孟邹,都是无法被淡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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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30 11:19:32 | 显示全部楼层
与芜湖关系不大,感觉是一篇《汪孟邹与亚东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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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2-4 14:35:34 | 显示全部楼层
陈独秀与汪孟邹
○杨   飞(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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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陈独秀的坎坷一生中,有一位叫汪孟邹的至交好友。陈独秀曾经说过:“汪孟邹是我们家的大施主。”从1903年两人相识,到1942年陈独秀黯然谢世,汪孟邹都是陈独秀创办杂志、出版著述的有力支持者和无私援助者。也正是由于汪孟邹的坚定支持和无私援助,知识分子出身的陈独秀,才得以在维持生计之外,创办了多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报章杂志。

  汪陈相识,创办发行《安徽俗话报》

  1902年,在安庆地方当局的迫害下,陈独秀决定重返日本求学。途径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时,他结识了安徽老乡汪希颜,两人一见如故。“蒙学莫急于德育,而体育次之;若智育,则成童以后未晚也。诚以德为人道之本,无德无以立,智必不醇”,陈独秀的一番教育救国主张,令汪希颜十分感动。当陈独秀提到自己写了两卷本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准备送往上海出版时,汪希颜便向他介绍了当时正在芜湖搞图书发行的弟弟汪孟邹。他说:“我有个弟弟叫汪孟邹,在芜湖搞图书发行,以后有什么出版的事,可以找他帮忙。”随后,他又给弟弟去了封信,说陈独秀为“皖城志士”,“此君现游日本,兄未到堂时,蒙见来访”。

  1903年底,陈独秀再次回到安庆。为增长国人见识,了解国内形势的变化,他同房秩五、吴汝澄商议合办《安徽俗话报》。鉴于各项条件不成熟,资金短缺,单凭他们几个人根本无法办刊,陈独秀便想起了汪希颜曾经提到过的汪孟邹。

  此时,汪希颜已因病去世,陈独秀便同时给汪孟邹及汪的老师胡子承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帮助。胡子承接信后,立即向汪孟邹写信推荐,要他与图书社同人“商妥”。信中说:“陈君仲甫(即陈独秀)拟办《安徽俗话报》,其仁爱其群,至为可敬、可仰……此事应如何应付,本社诸同志与栋老(栋臣)会面时当可妥商也。”

  汪孟邹1877年出生于安徽绩溪,倾向维新,1901年曾入南京陆师学习,下半年因老父去世,停业留家,1902年在芜湖开办了一个发行图书的书店,店名叫芜湖科学图书社。芜湖科学图书社当时是安徽境内的第一家新式书店。

  在第一次收到哥哥的信时,汪孟邹便记住了“皖城志士”陈独秀的大名。此时,看到陈独秀写给自己的信,再加上老师胡子承的推荐,他便与图书社同人商量,决定以图书社作为《安徽俗话报》的发行机构。鉴于芜湖当时还没有印刷厂,他还写信告知陈独秀,建议“稿件编好后寄往上海印刷,再运回芜湖发行”。看到汪孟邹这么爽快地答应了,陈独秀很是高兴,便迅速写信给挚友章士钊,请他主办的上海东大书局印刷厂帮助印刷。章士钊接陈独秀信后,悉知他筹办《安徽俗话报》,十分欣慰,立即来信祝贺并同意在东大书局印刷厂印刷。

  在汪孟邹的全力支持和陈独秀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904年3月21日,《安徽俗话报》第一期问世。由于报纸的文章笔触犀利、内容新颖,销量曾一度达到3000份,影响遍及全国。

  1904年暑假,陈独秀把编辑部搬到了汪孟邹的图书社二楼。这样,陈独秀与汪孟邹便有了更多的接触。慢慢地,两人开始无话不谈,在图书社“每天只吃两顿稀粥”的艰苦生活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陈独秀还为汪孟邹题写了“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的大字对联。

  1905年春节前,汪孟邹接到老师胡子承的来信:“鄙人甚敬此报(即指《安徽俗话报》),甚爱此报,而又不敢随声附和此报。意欲更图改良,立定宗旨,可乎?请与仲翁等商之。”陈独秀生性刚烈,看到自己一向敬重的胡子承竟然这样评价付出巨大心血的《安徽俗话报》,便萌生了放弃办报的念头。为此,汪孟邹劝解说:“胡先生讲你血性过人,一点不假。他提出改良,但并未叫你一定照他的意思办。”

  后来,由于吴樾刺杀五大臣行动失败,使得陈独秀更加坚定了早日停办报纸的想法,他决定用实际行动来唤醒国人的革命意识。不久,《安徽俗话报》刊登了一则反英消息,被地方当局勒令停办,陈独秀便离开芜湖,再次留学日本。

  在汪孟邹的大力支持下创办的《安徽俗话报》,虽然只出了23期,但却是当时安徽最早的宣传革命的刊物,“对青年届的反帝爱国思想散播了较为深刻的影响”,“起了组织革命和宣传革命的作用”。

  陈独秀与汪孟邹的初次合作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为二人的友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以后两人合作出版发行《新青年》取得巨大成功埋下了伏笔。

  成立亚东图书馆,编辑发行《新青年》

  陈独秀一生轻钱财,重感情,十分珍视亲朋友情,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最有人情味的地方,由此,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团结了一批友人,当他后来处于政治困境和生活潦倒之时,总能够得到友人的真诚帮助。

  1912年,陈独秀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一时间,许多人慕名来访,欲谋得一官半职。汪孟邹受人怂恿,也来找陈独秀,希望陈给自己一份事情做。听闻老朋友来访,陈独秀当即中断了正在召开的会议。但当弄清汪孟邹的来意后,他并没有答应汪孟邹的请求,而是要汪孟邹到上海去开书店。因为他早已经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出辛亥革命行将失败。

  汪孟邹接受了陈独秀的建议,在上海四马路惠福里开办了亚东图书馆。陈独秀为其起草了挂牌时的《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为了使“亚东”尽早打开市场,陈独秀还编写了《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交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

  时局果如陈独秀所料,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偕夫人高君曼避难上海。初到上海,陈独秀因无职业和正常经济收入,“度日如年,一日三餐无着落”。当时,由于亚东图书馆刚刚开办,生意惨淡,但汪孟邹仍尽力接济陈独秀一家的生活。

  1914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陈独秀走后,妻子高君曼长期重病在床,又加上两个幼小的孩子,生活十分艰苦。汪孟邹就抽出了很大一部分精力来照顾陈独秀的家庭。也多亏得汪孟邹的接济和照料,陈独秀的妻儿才得以勉强维持生活。

  1915年,陈独秀由日本东京回到上海。在参加汪孟邹等人为他举行的接风小宴上,陈独秀向汪孟邹提出自己打算在国内再办一份新杂志,把自己在日本所学到的东西,向国内传播,以期改变国人愚昧落后的状态。

  当时,亚东图书馆开业不久,资金也不充裕,又担负了几家杂志的发行任务,实已无力承担新杂志的发行任务。但考虑到新杂志的发行关乎陈独秀的生计问题,汪孟邹便向他推荐了群益书社,并答应带他去见书社的负责人陈氏兄弟,向他们推荐陈独秀。

  次日,陈独秀与汪孟邹来到群益书社。见到陈氏兄弟后,汪孟邹便向其全力推荐陈独秀,言辞恳切。在汪孟邹的推荐和陈独秀自己的努力下,陈氏兄弟答应承担新杂志发行的任务。看到事情这么快就办好了,陈独秀很是意外,对汪孟邹更是十分感激。

  在汪孟邹和陈氏兄弟的大力协助下,1915年9月15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具影响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创刊号问世。开始即发行千余册。

  为了进一步提高《新青年》的知名度,帮助《新青年》打开销路,汪孟邹又帮助联系当时名家,征求优秀稿件,特别是向陈独秀推荐了当时正在美国深造的胡适。也由此,陈独秀与胡适结下了终身友谊,两人联手推动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深远意义的新文化运动。

  在汪孟邹和陈独秀的共同努力下,《新青年》取得了巨大成功,销量一路攀升。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一批知名人士都曾为其撰过稿。这也为陈独秀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

  《新青年》创刊初期,由于发行量并不是很大,承担杂志发行任务的“群益”和承担销售任务的“亚东”之间的配合还算默契,但随着《新青年》销量的增加,发行和销售之间的脱节日益明显,严重影响了《新青年》的继续发展。陈独秀便想促成“亚东”和“群益”的合并,也希望以此来酬谢汪孟邹先前对自己的照顾。1916年11月26日,为了筹集合并基金,陈独秀和汪孟邹同车赴北京,准备找老朋友帮忙,招股扩建。北京之行,收益颇丰。陈独秀曾说过:“与孟邹兄为书局招股事,于去年11月底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10余万元,南方约可得数万元,有现金20万元,合之亚东、群益旧有财产约30万元,亦可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也。”后来,虽然“亚东”与“群益”的合并由于诸多原因而成为泡影,但此次北京之行却为亚东图书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7年,在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的聘请下,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改在北京编著,在上海印刷。但《新青年》的销售工作,仍由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来完成。于是,汪孟邹便多了一事,在上海为陈独秀联系印刷厂,并做好销售工作。

  陈独秀在北大时,也不忘帮助亚东图书馆。他经常向汪孟邹推荐经营由北大出版部出版的图书,稍后又把自己创办的《每周评论》以及《新潮》等杂志都交由“亚东”销售;另一方面,陈独秀要求汪孟邹把这个开始办在里巷中的书店,“出幽谷而迁乔木”,搬到临街的地方去,“要想活就一定要上马路”。1919年初,遵从陈独秀的建议,汪孟邹将“亚东”搬到了棋盘街上。后来亚东图书馆在上海印刷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如反映新文化运动成果的《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初集以及《吴虞文录》等,还出版了有影响力的新诗集,成为五四时期传播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亚东图书馆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陈独秀是付出了巨大心血的。

  1919年的五四运动把《新青年》推上了顶峰。《新青年》当年的发行量猛增,编著和印刷任务更加繁重,汪孟邹便不遗余力地帮助陈独秀处理发行和印刷任务,这也使得陈独秀得以有更多的时间参与政治活动。

  相濡以沫,“世无朋友更凄凉”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居住在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他在这里多次会见北京学联代表罗家伦、张国焘等人,告诉他们,中国的希望在于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彻底打倒封建军阀。各地进步青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纷纷建立文化书社,这些文化书社经陈独秀介绍,都与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建立了业务联系。比如,恽代英于1919年冬在武汉创办的利群书社、毛泽东1920年7月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等,陈独秀为这两家书社向“亚东”做了300元营业额往来的担保。毛泽东还拿了陈独秀的保单,亲自找汪孟邹联系。

  1920年8月,陈独秀和苏俄代表维经斯基等谈话后,便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中,他的许多活动都是在“亚东”进行的。汪孟邹是个精明人,他十分清楚陈独秀在干什么,出于对老友的信赖和理解,他也乐于为陈独秀的活动提供方便。汪孟邹对陈独秀所从事的工作,虽十分敬仰向往,但又缺乏老友的胆略和气魄。他对陈独秀说:“仲甫,我是实在害怕,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我怕,我真怕。”陈独秀深知老友的秉性,便对他说:“好吧,你就不要做党员,只管站在外面,做一个同情者好了。”

  1922年,汪孟邹准备为芜湖科学图书社出一本20周年纪念册,请陈独秀题词,陈感慨良多:“这20年,你办了个亚东图书馆,我办了个《新青年》,其他就别无所获了。”在陈独秀的眼里,亚东图书馆是重要得可以和《新青年》相提并论的事业。这个事业的主人便是汪孟邹。陈独秀对汪孟邹的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1922初秋,汪孟邹找到陈独秀,商谈出版《独秀文存》的事。汪孟邹说:“《胡适文存》去年出了第一集,适之打算以后再出第二集,第三集,如此不断下去。”“希望仲甫也能出自己的文集。”此时,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刚刚出狱,事务繁多。但他知道,此时出版胡适和自己的文集,对于处在困境中的亚东图书馆也算是一种支持,便不再推托。他开始以更加旺盛的精力去处理各项事宜,尤其是对《独秀文存》的著述,一直都没放下。在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前,陈独秀便将自己写好的《独秀文存》三卷四册交于汪孟邹,请汪代为校对。

  这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创刊之始,陈独秀便找到汪孟邹,让“亚东”筹措最好的纸张,以作《向导》印刷之用。《向导》印好后,仍是由汪孟邹的“亚东”承担其发行工作,甚至连芜湖科学图书社都曾代售过。

  1927年,由于种种原因,陈独秀与高君曼的感情破裂。对于高君曼今后的生活,一贫如洗的陈独秀还是得求助于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由亚东图书馆每月资助高君曼30元,直至去世。这期间,陈独秀的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在上海勤工俭学时的读书费用,也都是按月在亚东图书馆的《独秀文存》版税中拨付的。

  1928年,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陈独秀长女陈筱秀来上海奔丧,由于国民党不让收尸,看到兄弟的惨状,性情刚烈的陈筱秀极度悲痛,忧愤之下暴死于上海医院。一年之内三个儿女相继离去,陈独秀十分悲痛,禁不住老泪纵横。但此时他正隐蔽于地下,无法操办女儿的丧事,就委托汪孟邹妥为办理。

  1932年10月,陈独秀再次被捕,被判8年徒刑。在狱中,陈独秀仍念念不忘老朋友汪孟邹。由于战乱频仍,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生意惨淡,资金周转困难。获悉此事后,陈独秀心系感念,频频去信,为汪孟邹出谋划策。他建议汪孟邹代售北大清华的出版刊物,诸如《国学际刊》、《国学丛刊》等著名学术专著,以增加资金周转。陈独秀还亲自给老友柏文蔚写信:“亚东旧历年关需款周转,希公为设法,定期归还。”他还说服汪孟邹放弃招股成立股份公司的想法,提出集资合办的方法,并让汪孟邹亲往上海,邀请章士钊、黄仲等,请他们集资五六万元,出任董事。

  汪孟邹也时常挂念狱中的陈独秀,他曾介绍上海名医黄钟到南京监狱为陈治病,所需药物等用品,均由汪家经办,还托人带去了《马克思传》、《达尔文传》等共11本书,并提出希望陈独秀写本自传。在此期间,陈独秀的家庭生活也都是汪孟邹一手料理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但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无法找到正式工作,生活陷入困境。万般无奈之余,生性倔强、不愿接受施舍的陈独秀想到了汪孟邹,便给他去了几封信。

  汪孟邹接信后,既喜又忧。喜的是从不开口求人的陈独秀这次却提出要自己的帮助,足见自己在其心中分量之重;忧的是亚东图书馆此时也处于困境,资金周转困难,连维持自身的日常运转都极其困难,还何谈去援助他人。但想到老友生计艰难,汪孟邹毅然决定由亚东图书馆来出版陈独秀的《实庵自传》,这样就可以多付给陈独秀稿酬。他还希望陈独秀能尽快写出其余部分,以出全本。陈独秀看到回信后,很高兴,他采纳了汪孟邹要其写全传的建议。

  1938年3月7日,汪孟邹在《实庵自传刊者词》中说:“现在陈独秀先生正在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已允许续成各章归我们刊印单行本,这当是读者所乐闻的。”只是后来由于陈独秀健康状况恶化,他又忙于《小学识字教本》的写作,汪孟邹要其续写自传的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

  10月21日,汪孟邹念及陈独秀刚出狱,身体不好,还写信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希望兄能为他(陈独秀)筹得川资,使他与他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汪孟邹对陈独秀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只是由于陈独秀坚持不肯去美国,此事才作罢。

  及至后来,陈独秀的身体每况愈下,行走艰难。但他却还寄语汪孟邹,“虽身在巴蜀(陈独秀当时在四川江津),却还神往芜湖图书社的岁月;真想东下芜湖,重开科学图书社……”

  然而,历史再也没有给这位巨人以机会。陈独秀东下芜湖重开科学图书社的愿望尚未实现,便于1942年5月在四川江津鹤山坪溘然长逝。一代人杰走完了其短短63年的风雨人生路。

  10年后,亚东图书馆由于“出版托派书籍”而被上海市军管会勒令停业,所有陈独秀及托派书籍一律被没收销毁。稍后,忠厚老实的汪孟邹也在上海寂寞谢世。

  对汪孟邹等挚友的无私援助,陈独秀感激颇多,他也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力地予以回报。在其垂暮之年,面对汪孟邹等好友的关切和帮助,陈独秀甚至发出了“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的慨叹。一代历史巨人能说出这样的话语,发出这样的慨叹,足见汪孟邹等朋友在其心中位置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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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2-4 14:35:54 | 显示全部楼层
柳拂桥 发表于 2015-12-4 14:35
陈独秀与汪孟邹
○杨   飞(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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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汪孟邹--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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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2-4 14:36:43 | 显示全部楼层
“亚东”掌门汪孟邹

作者:王建辉  摘自《老出版人肖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
  

1928年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合影
  亚东图书馆是一家出版机构,它以标点古旧小说出名,以至鲁迅也说,标点要让汪原放,作序要推胡适之,出版则只能由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是亚东的编辑,也是亚东老板汪孟邹(1877—1953)的侄儿。

  亚东原本是一家不太起眼的小书店,可是却在五四来潮时在中国近代出版业中木秀于林。汪孟邹曾说到他对于新书业发生兴趣的原因,也就是接受新思想的原因。他从阅读当时的新书和新报中,对新书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要投身于新书业。“新书业与中国文化关系很密切”,大概可说是他的一个出版理念,由此可见他接受新思想与从事新书业差不多是同步的。除了汪孟邹这个老板的因素而外,因缘际会,亚东还得助于两个风云人物。这两个人就是陈独秀与胡适之。如果说亚东是一艘出版之船,船长是汪孟邹,那么它的导航应该说是陈独秀与胡适之。这种情形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之有蔡元培,生活书店邹韬奋之有胡愈之相同。汪、陈、胡三个都是安徽人,汪与胡更是小老乡,都是安徽绩溪人。

  汪孟邹1877年生,长陈独秀一两岁。1904年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是委托汪孟邹发行的。那时,汪在芜湖办一个发行图书的新书店,名叫芜湖科学图书社,被认为是安徽境内第一家新式书店。为了编辑出版的方便,也为了生计,陈将编辑地点从安庆迁到了芜湖。当时的芜湖,在安徽省内是一个经济重镇,既交通便利,也有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汪、陈的这种结合,表明他们为开拓皖省风气而同气相求。这个报纸每月两期共办了23期,成了汪、陈两人共谋出版的肇始,也是长达数十年交谊的开端。从此,汪孟邹给自己的出版事业找到了可以言听计从的灵魂。

  10年后,汪记亚东图书馆的建立与陈独秀也有很深的关系。1911年辛亥革命后,汪孟邹没有向安徽都督府任秘书长的陈独秀索取一官半职,而是接受了陈的建议到上海去办书店。两年后亚东挂牌时陈独秀帮助起草《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所以汪常说“亚东是维新和革命的产物”。这个书店开办几年后,陈独秀还力谋将它与另一家书店合并,以扩大规模。正是在与汪孟邹一同北上为合并筹集资金的时候,蔡元培到陈下榻之地请陈到北大出任文学院长,时在1916年冬。1918年的时候,陈独秀早已到了北大,他还记挂着亚东,一方面把北大出版部的书籍交给亚东发行,一方面要求汪孟邹把这个开始办在里巷中的书店,出幽谷而迁乔木,到临街的地方去,他说要想活一定要上马路。1919年初,亚东搬到了棋盘街上,福州路棋盘街乃是中国近代书业一条街。亚东与陈关系委实非同一般,陈一生坎坷,亚东往往成为陈的救济者和经济收入(主要是稿费)的收转站,而汪孟邹对于他的这位老友总是很关照的。

  说起来,汪孟邹既是近代中国较早投身出版业的一代知识分子,也应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功臣。第一,因为陈独秀对他说要办一个杂志,显然陈对汪谈起这件事,是希望汪能够出版发行的,但亚东当时不景气,承担乏力,但汪将此事记在心里并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来发行,这朋友便是正在办群益书社的陈子伟、陈子寿兄弟。这就是《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后改名《新青年》)的来由。如果没有汪的牵线,《新青年》的创办可能还要经受一些坎坷。第二,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将是陈独秀与胡适之,而在陈、胡之间牵线的最初还是汪孟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一生的牵线人)。那是陈独秀办《青年杂志》,汪向陈推荐了他的绩溪老乡胡适,并多次代陈向胡约稿。正是在汪的长达近一年的用语甚殷甚切的多次催促下,胡适才写出了他有关文学改良的文章,陈独秀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更彻底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这个功臣是幕后的,所做的一切是为朋友尽义务的(非为亚东谋直接之利),却非常恰当地体现了出版者作为思想的助产士的作用。

  编辑陈、胡两人的文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是汪孟邹的主意,自然都是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两书初集出版的先后则刚好与认识的先后调了个,分别是1921年和1922年。

  陈、胡二人对于亚东的帮助也是不可替代的,也是别的书业求之不得的。亚东的当家产品,标点古旧小说,多由陈、胡二人作序,胡曾为亚东的15种古旧小说作考证性的导言。对于他们的序,汪原放曾担心有些地方不合时宜,叔父对侄儿说:“仲甫(即陈独秀)想什么就写什么,不随人言,这样刊出来,引起一番议论,说不定更好哩。”汪氏叔侄自己也明白亚东的标点小说畅行,也亏了陈、胡的全力支持,“也是许多朋友,如章行严、陈仲甫、胡适之诸先生督促之力”。对于亚东来说,陈、胡的名字就是招牌。而胡适在几十年后写自传时,还把亚东称为“我们的出版商之一”。

  亚东图书馆秀出同行,在出版史上是有地位的。一则是亚东出版物形式上、质量上几无可媲比,“亚东版的书籍,校对特别仔细,错字几乎没有,版本形式特别优美”,在当时颇有口碑;“亚东出版认真,不肯苟且”,有“亚东本”之称。汪自认这是由于个性使然,时人认为这是汪老板治事谨严精神熏陶的结果。除此之外,更在于出版物以内容质量取胜,除了自1920年开始出版标点古典小说《红楼梦》等数十种外,还出版了一些新文学书,如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部诗集《尝试集》(胡适著,1920年),以及郭沫若、宗白华、田寿昌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1920年),便是由它出版的。还出版了一定数量的包括以“文存”形式出现的社会科学政治类图书,如前说的陈、胡著作外,还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孙文学说》也是由它出版的。在广州的孙中山原曾着人持这部书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在那里出版,但商务因为孙那时正受北洋政府通缉,出版这部书太敏感,故而未予接受。要知道那时上海还由北洋政府控制。除了《孙文学说》之外,孙中山要办《建设》杂志,几经周折也是亚东应承下来的。这些出版物使亚东在身后要得到历史的承认。

  其实汪孟邹生性本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而他所主持的亚东之所以在一个艰难时世营业不易的情况下,坚持不出“烂污书”,而出版了这么多激荡时代的图书,有些书还遭到政府查禁,大体上有这样一些原因:1.这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身同感受。汪曾给远方的胡写信说:“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作为一个不缺乏职业敏感的出身于徽商之地的人,尤其是受新思想鼓荡而投身书业又有两位思想巨子作为灵魂的人来说,他比常人更能审时度势捕捉到时代的兴奋点。2.这些书虽有一定风险,但也因此而总有一定的读者需求,因而也总会有一定的市场需求。汪孟邹说:“一般营业当然是资本意多愈好,规模愈大愈好;可是像亚东这样小规模也有好处,那些大出版家不免畏首畏尾,我们胆子就比较大些。”何况亚东出版物从“趋新”中尝到了甜头。3.汪孟邹讲义气,收稿便不免要带一点感情因素。有些书是因为需要顾全受难朋友的感情,需要救济朋友,而有的朋友往往拿一本稿子来还账。汪孟邹对蒋光慈的关照可作为一个例子。蒋光慈原本要将与前亡妻的通信毁掉,汪孟邹劝说他整理出版遂成为他在亚东的第三部作品《纪念碑》,此书不曾想还真成了畅销书。蒋光慈殁后,其著作虽被列为禁书,而版税汪总是不爽毫厘地按时交给他的父母与妻子。4.汪有一个商人的文化良心,早年他曾与胞兄双双考中秀才,是一个有旧学根底的知识分子,在变化的时代中又经受了新学的洗礼,他对新书业以身相许,是以良士而为良商,以书生之道行商,汪孟邹曾有一句名言:“与其出版一些烂污书,宁可集资开妓院好些。”这句话是句气话,亚东出版的标点书往往遭遇盗版,但也是一个有良心者的伤心话。亚东正是在汪的主持下坚持不出“烂污书”,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胡适为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题词(1936年)
  1922年,汪孟邹准备为芜湖科学图书社出一本20周年纪念册,请陈独秀题词。陈感叹良多:“这二十年,你办了个亚东图书馆,我办了个《新青年》,其他就别无所获了。”在陈独秀眼里,亚东图书馆是一种很重要的可以和他的《新青年》并提的事业,那么这个事业的主人是汪孟邹。另一个20周年纪念的时候,即1936年当《新青年》创刊20周年纪念时,汪孟邹以群益欠亚东的债务相抵将介绍给群益的这个杂志的重印权收了回来,全套重印作为杂志创刊20周年的纪念。胡适为之题词:“《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20年中的文学运动的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我们当日编辑作文的一班朋友,往往也不容易收存全份,所以我们欢迎这回的重印。”由于亚东基本上是一个独资经营的书店,这位主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发行、出版、印刷等等,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人负责,再老的同事都只是帮手,连编辑所也是在亚东成立10年后才建立的。亚东的红火在20世纪20年代,世变势易,亚东遭遇包括盗版跟风、一折八扣书以及文网渐密查禁图书等的冲击是很大的,再加上经营过于保守,到30年代以后败象已露,式微已成历史的必然。而这个书店因为与陈、胡关系甚密,以至在50年代初期被视为托派组织,而于1953年被迫停业。汪孟邹也于这一年去世。亚东存世40年,加上芜湖科学图书社10年,汪从事书业凡50年,竟有半个世纪。
  
  主要参考文献: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吴永贵:《亚东图书馆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打印本)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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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芜湖(119)人物:汪孟邹,芜湖长街开设安徽省第一家书店—科学图书社 - 芜湖史话 - 芜湖人文网  http://www.whrww.com/thread-10465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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