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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福芦:深情的叛逆者——我与舒芜前辈交往的两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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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2 11:02: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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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十月,北京凉意日重。总也无力捉笔,为舒芜前辈写几句送行的话,很无奈。记不清有多少次,于黄昏中徘徊在皂君庙六号楼下的小花园中,仰望碧空,星月全无,找不到往日的踪迹,终不敢爬上三层,去按那个熟悉的门铃。
满脑子还是复兴医院侧旁的小小告别室。舒芜前辈紧闭双目,躺在简陋的太平车上,俨然熟睡,充耳不闻一切的嘈杂,任由工作人员推来推去,亲人悲哭,友朋沉痛,相关及不相关的告别者,行色匆匆……全不在意。隔一栋楼,便是全中国最热闹的长安街。记得两年前舒芜前辈头一次住进这个医院,我来探视,他让我将病床后背摇起来,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起病室读书心得,并盛赞医院的环境如何如何好,“离长安街这么近,居然还很安静”,他说,说话时的神情依旧带着那种童真般的新奇感。于是,我们的话题就转到长安街,转到桩桩件件发生在长安街上的重大历史事件。
兴许是共同做了那本“口述自传”的缘故,我和舒芜前辈之间的默契已是不言而喻,谈话如同家人。一方面行云流水,无拘无束,随意得很,说不上有什么主题,也不避讳长幼辈份、雅俗浓淡,往往诗书文章、家长里短混为一谈,想到哪里就聊到哪里,愿意说什么就说点什么。另一方面又规律得很,无论谈话内容闲散自如地飘渺多远,最后落脚点必然回到时政方面。他是那样义无反顾地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世界未来,渴望着每一缕新生的阳光,对未知的一切充满期待,而从不顾及来日无多的老迈。他的坦然面对、淡说种种,简直可用“风采”二字形容。前辈是很会谈话的老人,总能恰到好处把握大局,给你随意说话的气氛和心境。就是在这样的不知不觉间,我们断续交谈了13年。
最后一次与舒芜前辈的交谈,是在他老人家仙逝的两个礼拜前。听说住院有惊无险,老人执意要回家去疗养,子女们只好连同可以摇背的病床,一起搬回来。这天,我急忙从魏公村赶到皂君庙,还特意跑到农科院的花市精选了一捧鲜花带上。来到病床前一看,我煞是惊恐,只见舒芜前辈戴着呼吸机,口鼻插着一大堆管子,人瘦得厉害,双目紧闭,好像睡着了的样子。我就静静地摆放好鲜花在旁边等候。他女儿方竹要上前叫醒父亲,我不同意,可就在我们说话的功夫,舒芜前辈睁开了眼睛。虽说呼吸极其困难,也不便言语,可见到了我,老人家还是面呈笑意。瞥见床头的鲜花,他笑得更为显然,一边含糊地说:“很好看!”一边用干枯的手吃力而微弱地为我示坐。我注意到他的手边竟然还压着一本翻卷开的竖版书,心中不觉一颤,立刻躬身抚摸了前辈的手背,并在他耳边大声转达我的老师王先霈先生的问候。重复两三遍,他似乎听懂了,费力地喊了一句:“也替我问候他!”随即垂下眼帘,像是沉沉睡去。
负责护理工作的阿姨告诉我,老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每天只能进食流汁,呼吸机是一直戴着的,时刻不能离开。但即便如此,隔一会儿还要看几分钟书,甚至非得让人搀扶着他,牵引着那许多的输液管、输气管,坐到电脑跟前上一会儿网。我要告诉大家,这样的生活,舒芜前辈起码坚持了半年以上。
我不让别人惊动睡去的老人,就站在他的病床前默默地注视着、等待着。那是自1996年彼此相识以来,我在舒芜前辈身边最为漫长的一次陪伴,也是我与他老人家最深刻的一次交流。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那呼吸机里咕噜咕噜的气泡声,是怎样伴着时钟的秒针,无数次击中自己内心的无边寂寞与持久隐痛。
大约半小时后,舒芜前辈再次睁开眼睛。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脸上竟布满歉疚的无奈与失礼的尴尬,接着脱口而出:“最近没有什么大事吧?”这句话、这种表情,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几乎是过去我们每次交谈时必有的开场白。所谓“大事”,当然是指时事政治方面。显然,老人并没有睡着,而一直知道我站在他的床前。他一直在蓄积着最后的能量,期待我能像往常一样,从外面的世界带来一些新鲜谈资,而后两人坐在对面,品一壶清茶,展开条分缕析的理辩。然而这一次我让他失望了。由于惊慌、更由于不忍,我诺诺无语,没有回答老人的话,差不多是有意识地酿成了一个遗憾。
现在,我无法补救这种遗憾了。而且也真的不想去触碰那些祭奠性的文字。尽管噩耗及后续事宜都在所料之中,但在得知信息的那一瞬间,我还是呆若木鸡,直至告别、哀思,收到前辈的子女们给我发来的桐城老家下葬照片等等,我依然呆若木鸡,几个月过去,又过了几个月,我知道,一个事实、一个我过去与舒芜前辈时不时会谈起的事实,真的来临了,老人真的从我们身边离开了,我不能不小心翼翼的做点清理工作……这篇文字我差不多摆弄快一年了。它是我对这位跨世纪的老人,这位艰难的精神跋涉者,这位同乡前贤,真正意义上的追思。
回望与舒芜前辈交往13年来横跨两个世纪的平常岁月,期间的人事追述、学问讨教,点滴细节都铭刻在心。舒芜先生是我的同乡长辈,更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代学人的典型代表,其一生的追求与挫折所构成的悲情种种,属于这个时代结出的精神果实,无论它有多么苦涩,我们都要平静地面对。不仅如此,我们还有责任不带任何情绪地去看待它、分析它、判断它,要长久地咀嚼。现在,我就来从认识舒芜前辈开始,说一说我们之间所共有的时光。    
第一次听到舒芜这个名字,是在我的研究生导师王先霈先生那里。当时我正在王先生的指导下,立意做一篇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论文。之前,我对有关胡风的公案略有耳闻,但不感兴趣,具体情节也就知之甚少。就我个人的专业素质而言,主要还是文学创作方面,研究胡风文艺思想对创作实践的指导价值,顺理成章成为我的功利性选择。王先生的意见包含着用心。他让我在武汉就近拜望一下诗人曾卓,到北京的任务是去舒芜先生家送达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让舒芜先生代向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索要一本新出的古体诗集。这些,我都照办了,且收获颇丰。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知道了舒芜与胡风的特殊关系。
其时,我的研究生学习面临毕业,即将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担负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任务。于是心生一计,通过请教舒芜先生现代文学史知识,把话题绕到胡风文艺思想方面,再由此进一步试探试探舒芜先生对于那个众所周知的“公案”话题,是种怎样的态度。毫无疑问,这点机心跟所有热衷于“公案”探秘的人们一样,无非希望能在交谈中捎带着发现点什么新的材料,特别是那些事关紧要的焦点、疑点之中某些真相。
那是199689日上午9点多钟,我第一次专门为了采访,来到皂君庙东里的舒芜前辈府上。迎接我的照例是满屋子朴素,一对旧沙发坐西朝东,临窗斑驳的书桌上,摆着老式的卡片盒,所有周作人和《红楼梦》研究的手抄卡片,都还保存在那里。靠近阳台门边的东墙根下,两个书架毫不壮观,约一人高,是厚木板加横档的那种,架上除了“二周”已出的几部平常版本略为显眼之外,居然没有多少像样的藏书,倒是顶端的几大摞各色影集,露出些散乱的黑白旧照,颇觉珍贵。客厅西墙顶端,松松垮垮一幅陈旧的横轴条幅,上书“碧空楼”三字,是程千帆先生的手迹,算是点了小小书斋的题。我在沙发上坐定,举头东墙,不禁心中一惊,一帧泛黄的垂幅,竟是大名鼎鼎台静农先生的墨宝,书于1948年,从台湾大学遥寄舒芜先生,内容为陈子龙诗,依稀记得最后两句好像是:“闭户厌闻天下事,壮心犹得几徘徊”。
我们的采访话题并没有事先预约,想不到舒芜前辈侃侃而谈,给了我入门后的第一堂课。这次的交谈,切实改变了我对面前这位老者的认识,也完全打乱了我的采访初衷。它奠定了我和舒芜前辈十数年间交往的基调。
下面是这次采访的原始记录:
许:我正准备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我们的教学方向侧重于文学创作实践,不知先生您能给些什么样的指教?
舒:中国现代文学史目前处于重写过程中。原来一直是唐弢的那个本子,涉及到文学史的部分,比方说作家、作品及文学社团,还有内部争斗之类的评价问题,主要是“五四”运动到左联解体这十七年形成的评价框架,现在不同了,所以要重写。重写文学史无非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遭到左联冷落、排斥的一些作家,新时期又重新发现了他们的价值,比如说历史上“京派”、“海派”的一些小说家、散文家,像周作人、施蛰存、梁实秋、沈从文等人,现在要重新评说他们;第二,左联系统内的部分作家,也要重新评价,比方说茅盾啊、胡风啊这些人。所谓评价,无非是作品的欣赏、批评、出版等,在这些方面有个说法上的转变。过去我们一直认为那些被冷落的作家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一概而论地给与否定,这样的评价或多或少带有政治标准。现在强调尊重艺术自身的规律,强调审美标准,虽然具体尺度一时还拿不出来,但能够意识到是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去年,《鲁迅研究月刊》上连载了王富仁的一篇文章,写得好。作者通过回观鲁迅研究历史,全面阐明了文学观念的变化。他把鲁迅研究分成几派人,说瞿秋白是务实派,周扬是政治派,胡风是启蒙派等,认为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才走上了学术研究正轨,期间要说贡献最大,那得算周作人。
许:请问先生,您认为现、当代文学中最值得一提的作家是那些?
舒:我的观点,从短篇小说创作上来讲,主要有四位:鲁迅、沈从文、沙汀、丁玲,前三位的作品堪称经典。我为什么推崇沙汀呢?因为他从“五四”以来,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传统,创作中第一个赋予个人特色,突出个人风格。其他作家似乎全都大同小异。沙汀的三个长篇很了不起,继承了“五四”以来乡土文学传统,尤其是《死水微澜》,非常不错。现代派的施蛰存等一批作家,也不能忘记。而真正的左联作家,大多数精力放在打笔帐上去了,没写出什么好东西。解放区的创作,要重视赵树理的早期作品。抗战时期小说家,一个是路翎、一个是张爱玲,值得关注。但路翎在新时期被重提后,青年人似乎不太喜欢,没有多少社会反响。他的创作无非是《战争与和平》加《约翰•克里斯朵夫》,还是太理想主义。从他身上可以透视出胡风的很多东西。新时期作家中,王安忆是很稳的一个。她似乎不去随大流,也不追逐热闹,表现出实力雄厚的样子。王蒙当然也是个有实力的作家,但王蒙这人太聪明,严格讲起来,他不仅仅是个作家。
许:现代文学中的前十七年,阵营斗争是块很重要的内容,而这其中鲁迅又是中心人物,您怎么看鲁迅与左联的关系?
舒: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很复杂。最早,左联那帮人、也就是领导吧,就是鲁迅所说的“四条汉子”,都是攻击鲁迅的。结果,因鲁迅声望太高、名气太大,攻不掉,后来干脆180度转弯,又来捧,捧入云端。像周扬这些人,看到鲁迅在文坛的价值,说的难听一点,也就是想倚重一下、利用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拼命地抬。鲁迅当时也需要借重中共势力,他的内心是,急切希望改变社会现实。这一层,林语堂和周作人等,作为他的朋友和亲人,看的都不够清楚,对他有误解。林语堂听说鲁迅与左联瓜葛,很失望,于是乎跟鲁迅疏于来往;周作人指责鲁迅加入左联是“投机”,加剧了彼此的关系破裂。他和鲁迅之间,先是家庭关系破裂,接着学术观点又产生分歧。他可能在想,你鲁迅早年的思想我还不知道吗?你怎么就能和左联那帮人搞在一起呢?他不理解鲁迅迫切要求改变现实、而不得不倚重政治势力这一层意思。鲁迅同周作人之间的不同点就在于:鲁迅是“我在故我思”,周作人是“我思故我在”。
其实,鲁迅对左联许多人是极反感的,这也是他被左联一些人拿来打击内部另一些人的原因。鲁迅对中共势力多少也心存芥蒂,这从他的一次玩笑话中可以窥见。有一次他对冯雪峰说:“也许共产党来了,我们也要逃难。共产党有了政权,可能首先要抓的就是我……”。冯雪峰连忙说:“不会!不会!哪能呢!”这句玩笑话就过去了,但鲁迅那份内心的担忧却留下来了。这个段子我们那时候都知道,应该是可信的。鲁迅与左联的矛盾显而易见,焦点在艺术观念上。那时候左联完全不研究艺术本身的东西了,全部精力去应付政治斗争,弄得像个党外之党,好像加入左联就立刻穿上红色外衣,通体闪光,一天到晚宣传啊、演讲啊、散发传单啊,等等,完全服从革命需要,由党组织在后面一手操纵。而鲁迅则坚持艺术必须讲究审美与技巧,没有这点,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谈不上为革命目的服务。鲁迅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分歧,所以他在后来介绍苏联文学时,十分热衷于《同路人》。在对于群众的看法上,鲁迅和左联就完全不同了。鲁迅在《药》这个小说里面,那种做法真是……把群众的精神麻木、愚昧性,简直放到显微镜下来审视了,完全不是共产党的态度。共产党始终坚信群众的革命性,认为群众最聪明、最觉悟,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和生力军。当然,长期和左联接触,也不免受到“左”的影响。鲁迅的《门外文谈》就极为明显,到《且介亭杂文》,才逐渐摆脱了这种影响。他晚年有封公开《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毛泽东看了极为欣赏,而陈独秀看了却大为恼怒,大骂鲁迅是“红色老狗”、“共产党的吴稚晖”。
后来知道,这封信实际上是冯雪峰起草的。当时鲁迅已在病重,可能也没有太细看,让他签字时,他也不是很耐烦。胡风后来有个回忆,说冯雪峰让鲁迅签字,鲁迅不耐烦,冯在出来之后感慨地说:“嗨,他毕竟不能跟高尔基比呀,人家高尔基,只要是革命文件,让他签字他从不带勉强……”。这件事是真是假,已无从查证,当事人都死了。但据说有个上海的“托派”看到胡风这个回忆,心中极舒服,说:过去对鲁迅心存芥蒂,一直恨他,没想到事情原来是这样,现在看来是可以谅解的。鲁迅晚年跟冯雪峰、胡风联系最为密切。我们当年追随胡风,就是把他看作是鲁迅的继承人,一是每年鲁迅祭日纪念活动,都是胡风主持;二是鲁迅答徐懋庸那封信里面,有“胡风鲠直,易于招怨”这样的评价。
许:我对胡风的“主体精神”很有些兴趣,希望在这方面做点研究,不知先生有哪些指教?
舒:如果是写传记,我倒是以为,真正做到客观公正不容易,多多少少要带点作家主观情绪进去。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作家要是对某个人没兴趣,就不会去写他。既然选择这个人来写,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带着自己的倾向。我推荐你读一读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叫《胡适口述自传》,作者是美籍华人唐德刚,也是我们安徽人,过去也当过兵,是国民党军人。胡适口述的时候,唐德刚是记录者,应该说很客观了吧。他是用英文记下来的,后来又翻译成中文,加了大量注释。这本东西写得很有意思,基本上是尊敬,但批判和讽刺也比比皆是,最后的注释完全不是纯粹的注解了,而是比正文还要正文的正文。这种做传记的写法,很值得参考。另外,艾晓明有一个博士论文,是写左联文艺理论探源方面的内容,认为胡风的文艺理论是左联最高成就。这篇文章也应该找到读一读。
许:您对胡风文艺思想有些什么见解?
舒:我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与田汉、周扬、冯雪峰等人在本质上一样,都有“左”的毛病。那时候我们常见面,见面不谈什么理论问题,谈得最多的是对文坛人士的一些看法。胡风与田汉、周扬等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真正坚持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这一点他很坚决,跟别人很不一样,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矛盾也在这里。毛泽东所谓“知识分子改造”,实际上否定了“五四”传统,否定了“民主”、“自由”的传统。毛泽东本人没有经历“五四”,只承袭了他的老丈人杨昌济一些旧传统、旧道德,最多是通过这层关系被介绍到章士钊那里,再由章士钊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工作,算是沾上“五四”的边了。他与“五四”唯一的接触,是与周作人的接触。那时周作人正在介绍日本的“新政”,回到北京,毛泽东去拜访了他,而没有去拜访鲁迅,因为当时毛也正在写“合作社”这样的文章,有这样的设想。
胡风的“圣者”精神,与进步文坛始终格格不入。他认为进步文坛所谓“进步作家”,个个都是钓名沽誉,龌龊不堪,不屑于跟他们交往。他把文学当做一项神圣的事业来对待,一点也不能污染。胡风的理想主义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太孤立自己,太不能容人。他要是当政以后,许多作家也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他好像别人都很庸俗的样子,举世皆浊我独清,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标准太狭隘。那时候,我们这伙人在重庆的文坛很奇特,不与任何文坛来往,只是内部一小伙人搞在一起。我们去看胡风,胡风给我们指点一些创作上的问题。偶尔碰到文坛名家,胡风也从不介绍,或者只介绍本名,不介绍笔名。比方说我的本名叫方管,笔名叫舒芜。他告诉人家我是方管,谁知道方管是什么人?因为我发表文章都用舒芜这个名字嘛。大家都是以文会友,没见过你的文章跟你有什么好谈的。胡风这样做,没有任何恶意,也是出于理想主义观念指导下的一片好心。他怕我们这些年轻人跟文坛不良习气搞在一起,影响我们成长。他说只要跟文坛这些不良的东西搞到一起就完蛋了,出不了好作品。
胡风的这个态度,跟当时同在重庆的“二流坛”作家圈子大不一样。所谓“二流坛”,最早是开玩笑引起的,后来也成了一桩公案。那是延安中共提出改造“二流子”,当时有伙年轻作家,经常聚在夏衍周围,比如黄苗子、吴祖光、黄宗江等这些人,后来他们就开玩笑说:“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学,干脆起个名字,就叫‘二流坛’吧”,没想到后来这个玩笑就成了政治问题,在重庆文坛上也成为一“派”,真是无奇不有。这些“二流坛”的作家跟我们就不一样,成天活动,与人联络。我对胡风关门主义的做法,也不以为然,曾经写信批评过他。他很生气,反说我:“按你的说法,我们一天到晚要与人联络,与什么人联络?什么人值得我们联络……”。胡风案件中摘引材料的人,误读了胡风的意思,把这句话说成是胡风问我究竟要与谁联络。其实不是这么回事,而是胡风孤立自己的一个表现。
胡风在政治上也是很尊敬毛泽东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五四”传统继承上的分歧,在文艺思想方面的分歧,就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毛认为首先必须把世界观搞正确。胡则认为,世界观正确是对的,但仅仅是世界观的正确还不行,不能解决文艺创作上的根本问题,甚至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哪会跟你探讨这些问题啊,他说的话就是政治,谁敢不同意?其实他对周扬也不完全满意,所以“文革”中斗争周扬也是必然的。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用周扬的。胡风的案子,周扬在里面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但也不全是周扬所起的作用,根本问题还是在毛那里。
对于胡风所强调的作家与作品关系问题,是最值得重视的。胡风是抹杀艺术技巧的。我们这个圈子当年对“技巧”问题讳莫如深,主要讲主观战斗精神,似乎技巧就是那种玩弄雕虫小技的把戏,不值得一提。关于技巧,传统文学观里面一直存在着分歧。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讲的是“文以载道”,但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也有谈技巧的,也有否定技巧的,比方说唐代大散文家韩愈和欧阳修,韩愈就谈一点技巧,欧阳修就坚决摒弃技巧,主张“蓄道德而能文章”。胡风就是这样的一种文章理想,而且登峰造极。胡风的编辑思想也非常好,很值得研究。韩国有个留学生叫鲁贞银,就正在做这个工作,我觉得很有价值。这里面既可体现胡风的人格力量、道德精神,又可以展示胡风独特而敏锐的文艺作品鉴赏能力。
许:您能否集中谈谈胡风和鲁迅的特殊关系,还有胡风这个人做人做事方面的显著特点?
舒:这个问题我可以谈三点看法:第一,在当年鲁迅周围的年轻人当中,胡风是最突出的一个。鲁迅死后,参加治丧委员会的年轻人,也只有胡风一个。第二,胡风在抗战时期所办的刊物《七月》和《希望》,各个刊物的作者阵容也是不一样的。《七月》的作者,基本上都是胡风的同辈人,如萧军、萧红、阿垅等人;《希望》的作者多半是像我这样一批年轻人。胡风的编辑思想很值得称道,刊物编得很讲究。他在编刊物上投入了全副精力,全身心投入,不像现在的一些刊物杂志,主编、编辑一大堆,弄得稿子没有个性了。那时主编、编辑、发稿、跑印刷厂等,都是他一个人。茅盾编《文艺阵地》,也就只是编,没有多大特色。胡风是全部心血都投入的编辑,编出来的文章称作“集束手榴弹”,那真是战斗精神,体现人格的力量。他确实继承了鲁迅的传统,鲁迅写文章、做文学就是这个劲头,一点也不含糊。第三,胡风的理想主义值得研究。他的偏执、专断,那是非常严重的。记得我们头一回见面,他并没有对我的文章得失具体谈什么,只是推荐给我两本书,一本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作为文学创作上的楷模;另一本是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显然,这是作为文学批评的教科书。这就是他给你划的圈子、指的方向,你照着走就是了。
对舒芜前辈的这段首访,让我内心充满着发现的喜悦。具体有两大发现:一是对文学史的理解大大改变。它不再是枯燥的文字所表达的那些岁月与现象,而是活生生的人生交叠与世事沧桑,是无数人的生命在某个时空坐标点上的具体活动过程。后来我所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理念完全变了。我从不脱离社会生活实际,不放松对作家主体精神的追索,以及作家生命状态、人生行为的深入分析探究。凭借北京人文荟萃的地缘优势,我把课堂大胆搬到了文学馆、作家故居、文学活动遗址或重要的纪念地,甚至在文学名流坟塚的一侧,与凭吊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们耳目一新。当我把这些奇思怪想一一报告给舒芜前辈时,他满脸喜色地给予了很多的肯定,随之告诉我一些治史的道理与方法,诸如周作人曾倡导“回到常识”、历史学家黎树说过“历史是后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治史最大目的是追究历史的真实”,以及胡适之当年“钻故纸堆”的轶事等,这些活生生的知识,都在不经意间一点一滴灌输给我。另一发现,就是前辈与胡风之间的个人关系,甚至那桩举世惊骇的“公案”中关键性的“交信”一节,似乎都有了新解。我突然觉得找到了进入胡风的一扇门。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这位历经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仍在精神上与胡风不离不弃的老人。我看到了一种难得的人间至情,那恰恰就是爱恨交加的感觉。这与先前我所了解到的胡风公案中一星半点情况,完全不是一回事。虽然当时我还不能准确判断,但我隐约可以认定,自己的工作方向需做根本的调整。在那一天的“访谈印象”中,我的视线不自觉地转向了舒芜,留下这样一段文字:
舒芜老,古稀之年,身材不高,背也佝偻得厉害,显得很敦实。我们小心地接近胡风话题,但在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似乎一直没能像我预想的那样,真正的直接进入这个话题,即:他当年究竟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将胡风给他的全部个人信件都交了出去,以致于背上这么沉重的名声。但是,从他对胡风其人的理解上看,又似乎把内心隐衷全部透露给了我。我以为他的精神世界很孤独,有一言难尽的苦楚。他与胡风的个人感情值得深究,那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至情,根本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在我们交谈的整个过程中,他说话的声音一直是低沉的、断续的……。
我几乎在一念之间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态度,决定放下种种机心与诡异,更放下那些来自形形色色喧嚣中的所谓命题,完全以一个同乡晚辈求教于前贤的平常心情,走近这位长者。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坦荡而自然的走进学问中去,才能踏入法门真正进入研究状态。从此,我向舒芜先生求教的问题逐渐多了起来。记得前辈跟我谈起过,过去的所谓“家学”并无秘诀,也就是大家庭里随意谈论的一些学问人生道理,长辈推荐阅读的一些书目,而在另一些家庭环境下可能一生都无法听到和读到,“家学渊源”实际上就是这样在片言只语中形成的一种学问环境。在后来的交往中,舒芜前辈从不让我失望,无论何种学问人生问题,有问必答,而且准确无误。个别难题一时不能确证,他就明白地告诉说过几天再给答案,通常总是等不到“过几天”,而是在第二天大清早就会有了结果,他的电话或是电邮就追过来了,把我所请教的问题一清二楚地解答出来。我在前辈身上所受师教之惠,绝非一两句话能够表达,尊称舒芜前辈一声“恩师”,那是完全应该的,也符合事实。但是,前辈却始终不允许我这样称呼他,坚辞不受“师礼”,非但如此,反而每每称我为“兄”,把晚生当做亲密朋友相待。这一点,曾让我感到备受折磨。
    在与舒芜前辈交往过程中,有许多诸如此类的文字记录,我都默默保存下来。2006910日,教师节,我充满感激地给老人家发了一封短信:“舒芜前辈,今天是教师节,我情不自禁想到您往日对我的种种教诲,数年间指点人生、教导学问,在此节日里晚辈我真诚地对您说一声谢谢!天气凉了,气候变化无常,请多保重!学生许福芦拜上”。第二天,前辈的回信来了:“飞露(我的网名)兄,您好!惭愧,我过去当教师,早就知道‘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的大忌,哪敢再犯?祝安康。舒芜上 ”。如此谦恭而诚恳,丝毫不见长者的架势,完全是朋友间的交往态度,又让我不安了好些日子。后来我慢慢知道了,这是舒芜前辈一种常规性的为人姿态,不独对我这样的同乡晚辈,对社会上好些年轻人亦是如此,从不居高临下,始终以礼相待,平等交流,那种尊重他人、严于责己的意识,那种不事张扬、低调做人的风范,随时随地都能体会得到。
就在2006年的教师节后不久,我买到一本舒芜前辈新版重印的《书与现实》,接着又在网上发现当时已经84岁高龄的舒芜前辈开设了博客,既感动,又惊异,便发信向老人家表示祝贺。他立刻回信:《书与现实》不是新书,是二十年前旧书的新版,是出版社提出来重印的。而网上的博客则是在新浪网一再动员下开设的,并强调说“都没有多大道理”。后来我去拜访他,他还是重复这两句话。我想,这话或许可以作为前辈一生的写照。他的内心当然是有追求的,而且是一种强烈的理想情态。这是由“小康坠入困顿”、甚至“尴尬”的人生遭际给予他的。他多么渴望着社会平等互助、人人相亲相爱,不要有倚强凌弱、互生隔膜的事情发生,于是乎他努力地随和、忍耐,努力去顺势而为,指望由此实现自己的意愿。然而造化弄人,他的“随和忍耐”、“顺势而为”,最后往往又“没有多大道理”的走向了歧路。在生活的海洋里,舒芜前辈从来都是一个积极有为的弱者。他只能够把握自己的“积极有为”,而无力把握这“有为”之后的结果。因而他这辈子所遇到的很多事,自然“都没有多大道理”。我清楚地记得,老人家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是那样的“虚无”,神情是那样的无奈。
最初认识舒芜前辈那阵子,老先生的身体还是蛮不错的,偶尔在魏公村邮局或是旁边的小书店里,我还能看到他蹒跚的身影。他与小女儿方竹一家住在一起,在家里还可以抱抱孩子,照看一下年幼的外孙女。到1997年12月底,我们开始做《口述自传》时,前辈的身体状况依然保持良好。记得头一次我去做访谈录音,进门就听他对我说:“抱小孩玩时差点跌倒,胸口顶在椅子脚上,疼了一个多月,才好。”又告诉我:“退休了,平常在家里的主要工作,就是写点小文章打发时间,也有一些零星的来访者,谈谈家常什么的。”那时,安徽有个研究机构,据说要研究舒芜前辈。他告诉人家不要搞了,说是已经有人在搞了,这个人当然就是指我。这些话都被我认真地记到采访本上,今天翻出来看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舒芜口述自传》的“前记”中,舒芜前辈对我如何征得他的同意、最后接受口述工作的过程,作了简要的记述。事实上这个过程比他记述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作为胡风一案中特殊事件的当事人,舒芜前辈的生平纪事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我之前已有多位研究者登门,希望担当此任,都被舒芜前辈婉言谢绝。他对社会的警惕与厌烦,超出人们的想象。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七月派”研究的新手、一个部队文学创作者,最后能够被前辈接受,同意访谈,除了我的虔诚、厚道,我的导师王先霈先生的引荐,以及我在北大做访学时的指导老师钱理群先生的推举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前辈给与我这个同乡后学的一份信任与关爱。我们几乎是在没有太明确任务目标的情况下,开始做一些家长里短的交谈,大家心情都比较放松,即便是开着录音机也是如此。我不把这些看作是采访者的耐心问题,而是真诚地去面对一位前辈、一个富有个性品格的老人,绝不催促、或变着花样引诱他说这说那,而是真实意义上的随意交谈。我们俨然成为了莫逆之交,谈话渐渐地毫无障碍。
随着聊天的深入,我对舒芜前辈基本判断越来越清晰:他的人生中灌注了太多的酸甜苦辣,胡风案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虽然这部分是那么重要,但就个人的人生而言,能够让老人刻骨铭心的往事实在太多,多到足以淹没这一小部分。正如有的专家研究结论所判断的,胡风案是一个时代的政治事件。而人们总愿意把属于整个时代政治事件的全部责任,加到某个重要环节上,让一个失足者完整地承担起来,这起码是不理性的。更何况,这个失足者本身也是受害者。那些直接受害的当事人,在某些非学术场合有些情绪化的表达,完全可以理解。而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我们作为后人,要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探研事情的来龙去脉,寻求事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及精神内在缘起,就决不可以受任何人的影响、有任何情绪化的表现。我相信自己是读懂了舒芜前辈的。我的所有采访都在最大限度地满足老人倾诉的需求,我把自己的努力方向牢牢定位在“他说”这个关节点上,而把“我说”留到未来。我始终认为理解一个人是很难很难的,而不理解这个人,就难以回到历史的真实情境中去,也就不可能拿到客观可信的结果。仅凭道听途说的点滴材料,就妄加评判,下断语,做结论,以致高谈阔论发泄情绪,那是对社会、对学术极不负责任态度。
我一直提醒自己、警惕自己陷入迷途,坚持着把《舒芜口述自传》做成了出版后的那个样子,明知某些地方存在着种种瑕疵,也都在所不惜,因为那是“他说”。正是在这个基点上,舒芜前辈与我个人之间的感情逐步加深。诸如平常寄个信、打印个文集、代买个墨盒之类的小事,在他家人忙不开的时候,老人家乐于指使,我也乐于跑腿。我在工作上有了进步,生活上有了发展,诸如乔迁新居、晋升职务、提级涨工资以及孩子考上大学等等消息,都要拿来与前辈分享。身体方面偶尔出现一些小状况,也要彼此通报一声。如2005年7月28日舒芜前辈就给我留下这么一份电邮:“回家一星期,重复感染,第二次又住院,今天刚回家,狼狈之至”。我的回信就是:“少上网,多休息,控制吹风扇”。老人家非常怕热,夏天、甚至春秋季都喜欢吹电风扇,开着空调也要吹。另外,他上起网来也缺乏节制,总是忘记时间几许。正常情况下,老人的午觉要睡很长时间,醒来后躺在床上看看书报,很有规律。在电脑面前时间太长,规律难免被打破,身体自然吃不消。他的儿女们都很孝顺,常常拗不过老人,我就时常不客气地“批评批评”他。我有一度血压较高,比较在意,前辈一面安慰我别紧张,一面四处了解高血压治疗方面的信息,并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发到我邮箱里……舒芜前辈对我的关怀可说是无微不至,凡是他在网上接触到的好文章,都要给我发来“奇文共欣赏”。这些文章整理起来,竟有3千万字之巨!
2007年2月,有一家《乐龄》杂志,专登老年人乐观向上生活文章。我受朋友之托,希望写篇反映舒芜前辈晚年生活的稿子,发到这个刊物上。内容如积极思考啊、坚持上网啊、开博客啊等,去征求老人家的意见。他思考了两天,给我发来一封电邮,说:“我并不‘乐观向上’。乔以钢说叶嘉莹以诗词养心,而我以忧患养心。乔君有善意的讽刺之意,也是事实……”。有感于舒芜前辈的“忧患养心”四字,我立刻给他发去一信,深表感慨:“舒芜前辈:‘忧患养心’说得真好,十分贴切。就个人而言,能以‘忧患’立身,且又是‘大忧患’,无论如何也算是乐观向上的,骨子里面总有那么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支撑着,晚生以为这是您长久以来一以贯之的精神。您这一辈子,如果不是这样一种人生态度,怕也不会遇到那么多林林总总的挫折,总想着有所担当,为万民、为众生、为天下,所谓‘尊五四,尤尊鲁迅’的价值取向,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人家说,哀莫大于心死,而您并不哀啊!那就是说,还是觉得曙光在前,或者希望曙光在前。当然,这也成就了您的思想和文章,鲁迅也是如此。‘养心’二字,倒是点到事情的实质,何以为‘养’?内涵丰富,因为有一生的苦难在,这个‘养’字就让人有落泪之感了。‘养’或可做‘疗’解,不知是否晚生自作聪明?即如此,也还是‘乐观向上’啊。晚生许福芦拜上”。很快,舒芜前辈给我回了电邮:“ 飞露兄:您把我说得太好了。晚年能与您相识,真不禁要发狂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舒芜上”。短短二、三十字,喜乐之情,溢于言表。
  
与舒芜前辈谈古论今,是件非常愉快的事。老先生年事高过八旬,但古今中外诗词歌赋的名家名句,张口就来,从无差错。这是我通过多次现场记录、事后核校,才得出的判断。他的“积极思考”更是令人敬佩,直到生命最后,大脑也极为清醒。平常看问题的思辨色彩非常浓,敏锐程度令我们这些“年轻人”汗颜。过去我们交谈的内容,最多还是思想观念之类的话题。他非常关注一些非主流的民间思想家,认为那里常常是知识分子良知的栖息地。又一天我去做访谈,他非常兴奋地告诉我,说:“顾准的文集中对这个时代的思想轨迹,思考得非常明白。为什么我们那个时代有理想的热血青年,而到了林彪、“四人帮”时期就全都成了一些专制、独裁?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太深刻了!”于是一个话题就此展开。
舒芜前辈的古体诗写得富于生机、灵动飞扬,随便什么题目都会有新意迭出,辞采耀眼。这也经常成为我们聊天的焦点。2005年11月17日,我到舒芜前辈府上、也就是碧空楼小坐,前辈将其“奉题李锐先生惠赠所著《龙胆紫集》第三版兼祝米寿”诗作,兴致勃勃地拿出来与我共赏:
   
   奉题李锐先生惠赠所著《龙胆紫集》第三版兼祝米寿
    龙胆存诗岂偶然,
    秦城钩月铁窗天;
    此情可待成追忆,
    二八芳龄敏感年。
                             李锐先生教正  舒 芜
     舒芜前辈耐心地给我解释,所谓“龙胆存诗”,是指作者在秦城监狱中用龙胆紫药水在《列宁文选》空白处作诗;“秦城钩月铁窗天”是指《龙胆紫集》封面画出铁窗外面的一钩月牙,窗内一朵花长得高过铁窗,说这是曹辛之设计的;“ 二八芳龄”是指作者今年八十八岁,所谓米寿;“敏感年”是指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通讯》2005年5月20日第6期将作者列为“敏感作家”之首,对于他们著作出版要“严格控制,严格把关”。交谈之后,隔几天他又发给我一封邮件:“福芦兄:谢谢您的关注。我没有什么成就。年轻时喜欢龚定庵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狂妄地以此自命,至今说不上任何专门之学。老病颓唐,更是什么都谈不上了。多年不作诗,昨天忽然成小诗一首,附发上博一笑。 舒芜”。于是又有一首新的诗作过来了。这样的“一笑”差不多每月都有一两次,使我在一种愉快的诗教中,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在与老友聚散之中,舒芜前辈也常有诗词联句佳作,以寄望岁月、留念友情,感喟人世沉浮。此中每有得意之作,前辈也总记得与晚生共同分享。近年来,许多他年轻时的好友,都相继离开人世,这使他产生了强烈的人生感触。我们见面谈了几次,说是做了几幅挽联。嘴上轻松,心中的沉重我能掂量得出。2005年9月10日,舒芜前辈发来电邮:“福芦兄,近有二联,分别挽启功与周绍良。我挽启功联是:‘三住病院惊心,已哭钱默存吴祖光李慎之,而今又哭启元白;一溯旧游温梦,曾记来今雨汪芝麻小乘巷,不堪重记后门桥。’最近又有挽周绍良云:‘响绝音沉,清话岂徒红楼梦;交深谊重,泥途曾共斧头湖。’老是做挽联,不是愉快的事也。”看他新做的两幅挽联,不免透着股唇亡齿寒的无奈,让晚生诵读起来,内心感受就不仅仅是诗教那么简单。
很长时间里,舒芜前辈的博客文章,主要集中在文法用典纠错方面,几乎形成品牌特色。我注意到很多文章的内容,他都曾在与我面谈时提到过,这让我在颇为自得的同时,也更加自觉存有一份学习的用心。几年来,每天晚饭后拜读前辈的博客文章,成了我必做的功课。具体的知识收获自不必说,那种治学态度及方法,让我终身受用。到2008年5月,我读自家宗谱遇到了些难题,便想着请教舒芜前辈,也好分散些老人频作挽联的注意力。没曾想他以颤抖的双手,为我逐字校勘、逐句修改译文,费了很大功夫,让我陷入深深自责。事情过后,老人家意犹未尽,又为我作出连篇批阅。他的教诲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今天读来自然叫我泪不能禁。在此我愿意将原文部分引述如下,以纪念如山的师恩:
飞露兄:谱系之学曾经是很受重视的学问,与六朝时期任官讲究“门第”有关。当时选拔官吏,取自世代高门,所以要讲究门第的可考可寻,区别流品,著为专书。其理论是,世家子弟自幼耳濡目染,熟悉政事,家学渊源,胜过寒门。这个理论的毛病显而易见,实际上高门子弟未必有多少家学,而且老是在几个高门里打圈子也不利于扩大统治基础。唐代找到了更好的方法,实行科举取士,把不同阶层的精英统统网罗进来,故李世民赞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武则天进一步推行科举制度。但是先前门第势力仍然潜在,不可能不反抗,新旧势力矛盾,终于激发为牛李两党之争。牛党多是科举出身,李党代表旧门第势力。明清以降科举制度通行,门第只在社会观念上尚余影响。出身寒微者通过科举之路改换门廷,然后倒回去修家谱,找出阔祖先以弥补门第上的遗憾。所以主其事者总是寒门中新冒出来的某个阔人,他们当然要吹嘘祖德宗功,谱师们就有一种秘本,你姓什么就给你查出某姓的阔祖先,替你“焊接”上去。这样修出来的家谱,科学性当然很低,不能尽信。但若清醒对待,打足折扣,淘沙拣金,也还是能淘到无可代替的材料。舒芜上
飞露兄: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是历史学家很看重的材料。以前清华大学潘光旦教授研究优生学,收罗这种材料不少。宏观看来,家有家谱,县有县志,省有省志,名山有名山志,与国史配套而成一个大金字塔,倒是中国人历史意识的表现,恐怕别的国家都没有。但是使用家谱材料要非常慎重。因为修家谱的子孙难免吹嘘祖上如何如何,一种专门替人家修家谱的“谱师”,是一个帮子,都是不得意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掌握一定文化知识,根据你提供的材料,替你找阔祖先,编造世系,做个人小传(包括赞诗),讲好条件,这段时期内就由谱主家负责招待,然后继续游走江湖。他们有的备有一套铅字,可以帮你印出若干本保存。这些旧事今日知者无多。我的电脑发生故障,许多事都不能做。只好这么聊天吧。方管上。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结。在指教过程中,舒芜前辈对我提出的宗谱中“文学生”一词,当时未能确切地给予解答。过了很长时间,我都记不清这件事了,2009年6月25日,也就是舒芜前辈离开我们一个多月前,忽然收到他的长女方非女士给我发来的电邮:
   
    许老师您好!我是方非。
    我父亲3月4号又因肺部感染、呼吸不畅住院,历时三个多月,几次上呼吸机,目前病情好转,一切平稳,已于6月16号出院。所有人都认为这真是个奇迹,我们也为此深感庆幸。
    我父亲现在虽然精神大不如前,还是坚持每天两次起来在电脑前坐坐。他让我转告你,没有听说过“文学生”这个词。
   目前是学校最忙的时候,天气又异常炎热,请一定多多保重!
   敬祝:
暑安!
                                                    方 非
   
面对这样的情份,作为晚辈还能说什么呢?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每次出差、尤其是回家乡安庆,都会尽可能地将所见所闻带回北京,一一向舒芜前辈当面描述。我知道他是那样的关注生活现实,关心社会的改革,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命运,这是他一生的人文情结。同时,他也无比思念故土,哪怕来自桐城、安庆的一丁点信息,也能使他欣喜得像个孩子。可是,在几年前他就已经足不能出户,不能亲眼目睹这大千世界的变化、家乡变革的新貌,我理解老人家心中有一种深刻的难耐。早在2004年5月,我有一次从南方开会回京,结合自己的见闻给舒芜前辈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他看了甚为高兴,立刻给我回信说:“福芦兄:谢谢您这样详细的信,使我足不出户而了解许多世事。中国之命运,不知道伊于胡底。我辈空自叹息,也是百无一用。上个世纪的教训,使大家厌弃暴力革命。但现实却又往往使人有不惜拼个鱼死网破之想,这是最可怕的。中东地区和俄国车臣地区之所以动乱不已,恐怕原因也在此。”如此这般的高论,经常从前辈那里可以听到,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一颗温暖而年轻的心,时时发出光来,一团信念与责任的火焰,始终在老人的胸腔里燃烧不熄。
2006年春节回老家安庆过年,我带着儿子许恺,冒着严寒专程赶到舒芜前辈的故乡桐城,特地到他的故居“九间楼勺园”以及他母亲的墓地,拍摄了一组照片,回京后就通过电邮发到舒芜前辈的邮箱。老人家看到这些照片后简直高兴坏了,尤其对两张俯视“九间楼勺园”的全景照片,大加赞赏,说这是多少年来独一无二的角度。这两张照片是我和儿子在“九间楼勺园”的马路对面,从几层高的天窗爬到楼顶才拍到的,回想当时的种种历险,终于换来老人的快意,也算很值得。2006214日这天,老人特地给我打来电话,说:“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真真切切梦到我的曾祖父来北京了,说是要我给他找工作,还给了我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他是安徽大学兼职教授。我很奇怪,曾祖父怎么还在呢?就问他是什么回事,他笑着说,谁告诉你我不在了呢?真是好笑得很,大概是因为看了你的照片才有这个想法……”
现在,舒芜前辈的灵柩已安葬在故土桐城,与他曾相依为命的母亲和妻子一起,静静地安息在原乡的怀抱,大概每天都有快意的微笑吧。
    13年的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与舒芜前辈的长谈,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区区小文无法尽意,但九九归一是对未来的忧虑。记得20063月,舒芜前辈给我推荐了中山大学袁伟时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我遵嘱细读后,复信简谈了自己的见解,以及一些作为与作者同代人的内心感受。我的原文是:
    舒芜前辈,发来的袁文读后感慨万千,其实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您早就不止一次地教导过晚生,袁文是最结合实际的一则案例,深感获益匪浅。的确,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喝狼奶长大的”,遇事的第一敏感就是“回击”、“斗争”,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思考问题已经完全背弃起码的人文精神,也就常常丧失理性,缺乏起码的智慧、尤其缺乏我们老祖宗所抽象坐论的“大智慧”,对国家民族如此,对岗位家事也未尝不是这样,吃了不少苦头还不能自知。另一方面,社会环境又非常局限,在一群“吃狼奶长大”的人中间,你独自奉行人文原则又每每行不通,就像大街上骑自行车抢道,所有人都在争抢,你一个人不抢,固守规则,结果肯定是你永远都无法开步!这是多么沉重的现实啊,明理也不见得就能成行,一种理念、潜意识的习惯,要整体扭转很不容易啊!这可能就得求之于教育了,文火煨肥羊,实在不是一件着急的事。谢谢您给我的推荐。晚生许福芦顿上。
舒芜前辈的回信说:
……来书所论极是。“喝狼奶长大的”问题,很值得思考。最初是何凝(瞿秋白)在名文《鲁迅杂感选集序》里面,把鲁迅比作希腊神话中喝狼奶长大的莱莫斯,意思是鲁迅出身于绅士阶级,但不是喝本阶级的奶,而是喝人民的奶长大,成为本阶级的叛逆者。这是左翼方面第一次对鲁迅最高的评价,鲁迅自己也默认,从此“喝狼奶长大的”成为正面褒义词语。我以为鲁迅在黑暗的旧社会,提倡复仇,提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是正确必要的。但鲁迅那时就警告周扬:“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指出:“革命是要人活,不是要人死的。”可见鲁迅不会主张革命成功之后以暴易暴,人为制造“阶级斗争”,以强凌弱,以上虐下,而美其名曰“继续革命”。这时“喝狼奶长大的”,就是培养“虐无告”的打手,“以运动治国”的奴隶总管,意义完全颠倒了。现在我们能做的,的确只能如你所说,文火煨肥羊,性急不得。你以为如何?舒芜上。
于是我们又开始探讨文学教育问题。众所周知,我们在湖北刊物《文学教育》上发表了那个关于“文学与文学教育”的访谈,结果又在上海文汇副刊《笔会》上引出一个《“国学”质疑》的大讨论。其实我心里最清楚,报刊发出的文字,仅是我和舒芜前辈交谈内容的冰山一角,而招来的风波就有如此之大,可见这个社会说点真话是多么艰难。访谈“文学教育”这件事由我而起,最初他老人家是“谢谢您引导我注意多年没有注意的教育问题”,而最后事情同样朝着“没有多大道理”的方向弄得面目全非。但无论怎样,舒芜前辈一直饱含深情地坚守着自己的内心。就那篇访谈而言,如果只是从语言文字上看,那完全是一位青年才俊的气度,那种意气风发,让我自然联想到2001年《舒芜口述自传》出版过程中的一些往事。本来,《口述自传》初稿尚未完成,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定下出版计划,没想到三校时遇到麻烦,书中有关人文社老领导王任叔的一段文字,不被审校者认同,必须修改后才能出版。信息反馈到舒芜前辈那里,他毅然决然坚决不改一字,话只有一句:“我对事实负责”。事成僵局,人文社撤销出版计划,书稿被转到作家出版社,审校许多日子,同样原因“不敢”出版。最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据说也是“不顾一切”地完成了出版。而这一次,竟是关于“国学”的话题,舒芜前辈不但把被编辑删去的部分坚决地发表出来,而且专在文后加上一段注解文字。我不止一次充满敬意地阅读下面这段文字:
以上是一家杂志请许福芦先生到我这里做访谈录,刊登出来时被删去的部分。谈的问题很多,多半信口开河,全没有删,惟独删去的恰恰是我自以为想得较清楚较成熟的部分。我不懂为什么要删,该向谁请教,当然不是许福芦先生删的,听说也不是主编先生删的,那么我就在这里把它公布出来,就教于读者吧。2006年4月16日,舒芜记
我愿意把这段文字看作舒芜前辈生命的标识,看作是前辈留给我的精神纪念之一种,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种。这里面有热望、有深情,更有一种源自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可贵的叛逆,我甚至还愿意把文汇《笔会》质疑“国学”一节,看作是舒芜前辈一生最后的精神亮相。
针对热情称赞《质疑“国学”》“精彩”、“振聋发聩”的上海学者陆灏先生一番溢美之词,舒芜前辈在回信中说了这样一番话:“承奖,惭愧。要不是访谈中提到这个问题,我不会谈这个题目,更不会主动来写文章。如果写文章就不会这样写,会写得严丝合缝,不动声色,四平八稳;如果来访谈的不是熟人,口谈也会谈成这个样子。如果杂志上没有删去这一节,我也不会单抽出来发表。这里面有许多偶然。现在还来论证地球是圆的,岂不太无聊?而天下滔滔,方以主张‘天园地方’为最新风气,则人微言轻,回天也无力。子曰:‘予欲无言。’陈寅恪诗句云:‘著书惟剩颂红装。’圣人大哲,岂敢妄攀?其用心则窃窥一二矣。”我不禁玄想:这样说来,事事岂非都有定数?
关于教育问题,舒芜前辈一面赠我吴汝纶全集、促我置备胡适之全集,一面又给我留下个大大的问号。他说:“或许真到了需要出大教育家的时候了。但今天与清末民初不同,那时侯,吴汝纶、蔡元培、张伯苓能够起作用,今天的市场大潮中,即使他们复生,恐怕也无能为力吧。奈何?”
如今先生您已驾鹤西去,还有谁能与晚生一起来共同探讨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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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2 12:07:07 | 显示全部楼层
先辈们的许多事情我们没参与不能瞎评论,只能阅读学习中,但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一句话:“闭户厌闻天下事,壮心犹得几徘徊”。 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天下就太平了,世界会更加向前进。
感谢柳老师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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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6-12 12:14:1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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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2 17:15:37 | 显示全部楼层
许福芦是许镇人,在解放军文艺学院当教授,那年胡旭东老师带着我们去许镇看他,很儒雅的人,作品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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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27 23:20:02 | 显示全部楼层
航行的阁楼 发表于 2014-6-12 17:15
许福芦是许镇人,在解放军文艺学院当教授,那年胡旭东老师带着我们去许镇看他,很儒雅的人,作品不少

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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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静静 发表于 2014-6-12 12:07
先辈们的许多事情我们没参与不能瞎评论,只能阅读学习中,但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一句话:“闭户厌闻天下事,壮 ...

作者是南陵许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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